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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与野史，可以互为补充吗？



「一个有情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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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别。在“正史”系列之中，具有很强代表性的是乾隆钦点的“二十四史”。

那么，野史就是不靠谱的代名词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1799年）



野史并不野


对于我们来说，野史往往等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实际上，史家眼中的野史则是一些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自从孔子修“春秋”以来，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来源，史失求诸野。如果一旦正史记载出现不足，自然需要“野史”来补足，所以，野史不是和正史对立的，正好相反，野史是正史的重要来源。
 
比如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曾经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名义上的野史，却是那个时代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所以，野史的概念最关键并不在于其可信度，而在于其是否出自“官方”亦或是“大儒”的手笔。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李心传撰典制文献

而且，野史往往存在一些正史不能说的内容，比较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录。由于清代对南明历史讳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历史的史家往往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来展现，比如《罪惟录》，也就是《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直到民国才被翻出来。

其实，对于野史的野，往往也体现出古代学者们的某种偏见，但是正史的正，却也不是那么正的。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正史未必正


对于正史来说，其界定最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是要“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许可。

比如《资治通鉴》，虽然未能入选二十四史，但是司马光是在官方力量下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而比较特殊的是《汉书》，其修撰虽然是出自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由于班固的强大影响力，这本书仍旧进入了《正史》系列，算是强行转正。

第二条就是要“正本清源”。

史书想要被列入正史，其体例一定要有史书的体例，不是纪传体标准就是编年体标准。总而言之，要有官方史书的样子，同时，一般正史都是团队写作，不会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就保证了权威性，且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往往以几个字来论褒贬。

 明刻历代百美图 杨贵妃

但是实际上，正史的内容往往并不完全客观，甚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颠倒黑白的部分。比如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述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时候，就来了一首所谓“杨玉环洗儿”：

“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对于这个说法，清代《历代御批通鉴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体现对杨玉环的批判和偏见，错误的采纳野史中的不可信记载，强行认为杨玉环和安禄山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所谓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正史的修撰往往都是要采纳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就是官方记录。比如《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实录》《元实录》为蓝本修撰的。但是，这些史书修成之后，实录就不见踪影。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直接照抄《唐实录》，导致里面偶尔还会出现当时史官的名字。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存当时的记录，毕竟实录都是当时朝代修撰的本朝记录，内容非常详尽，但是缺乏客观的史料来源，所以往往实录里面的错误也一并采纳。
 
第二个来源就是野史和其它“正史”。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之时，宋廷广泛征求了各地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野史，所以实际上《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记载，往往都是来自野史，其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杀李弘”。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第三个来源就是参与修撰者自己收集的内容以及见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父子作为修撰者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也成为《史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史记》中有所谓的《刺客列传》，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马迁自己收集的。三皇五帝的部分也是司马迁从传说中剪辑筛选的。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



正史、野史之名


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

金毓黻先生认为：“正史之名，始见《隋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 102页）此乃本于《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

《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书首列正史类，其序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往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可见《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

野史的出现，不独是对正史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这样一个“隐君子”，写出“自爱垂名野史中”，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在陆龟蒙看来，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上“正史”，而他这位“江上丈人”则以入“野史”为高洁。由此我们亦可窥见：野史和正史是大不一样的。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本是杂史的一部分。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祈承爜著《澹生堂藏书目录》，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这都证明野史实出于杂史。

关于野史的内涵，有两种认识：谢国桢所说“野史笔记，稗乘杂家”，是广义的野史，梁启超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野史，乃狭义的野史。前者易于使人明瞭，后者内涵比较确切，二说各有长处。



正史、野史，互为补充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究竟怎样认识正史和野史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呢？

正史依然是我们了解一代历史的主要材料，而野史则具有对正史的补阙、充实和纠谬的作用；有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挥作用，而后者的存在，又将使前者更加完善。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著作，不论是正史、野史，都不可能为人民写历史、写人民的历史。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对待历史遗产，均应给以批判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不应在强调某一方面遗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另一方面遗产的历史价值。

有些论者在评价正史和野史的价值时，或是在抬高野史地位、贬低正史地位时，往往引证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毫无疑义，鲁迅的话是深刻的、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些论者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根据和佐证。

鲁迅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重视野史、杂记。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只一次地谈到野史的重要性。他认为：野史记事比较直截了当，不太摆史官架子，“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对社会的揭露较深刻。

第二，鲁迅并未否认正史的重要性，这一点，常常被一些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论者所忽略。就在上面所引的《华盖集·忽然想到》那段引文之前，鲁迅还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第三，鲁迅对正史的这个认识和分析，确是很高明的。按照鲁迅的意思，历史上原来“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的，人们若能抹掉那厚厚的“涂饰”，沙汰那层层的“废话”，则可“察出”“灵魂”和“前途”的“底细”来的。鲁迅从“正史”中，一方面看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中国的脊梁”的光辉。

鲁迅对待历史遗产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精神，以及他把“脏水”和“小孩”严格加以区别的实事求是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证据，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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