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刊杂剧三十种》皆刻于明初说之不成立——与张倩倩博士商榷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最早的元杂剧作品集，自民国重现后，极大地推动了元杂剧的深入研究，是研究元杂剧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由于版本的复杂性和文献记载的缺失，关于其刊刻时间和来源，多有争论。

20世纪，元刻汇集说几乎为学界共识，如郑骞、徐沁君等皆持此观点，但前辈学者极少做专题论述。自21世纪以来，关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刊刻时间、版本性质和来源等问题，专题论述渐多且有新的观点。如小松谦和金文京在《试论〈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性质》中，从吴文正谥号等问题切入，提出其部分作品或刊于明初，具有开创性。在此之后，张倩倩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并非刻于元代说》[1]又提出三十种全为明初刻本的观点，其立论前提是将三十本杂剧断定为一家书坊同时所刊，论据为：一、《公孙汗衫记》中提及的南京，因和“凤城”“龙袖”相连使用，故此南京为明初建都之南京；二、《张鼎智勘魔合罗》中提及的地名南昌应出现在1363年后；三、《公孙汗衫记》中提及的范丹为明人；四、《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庞居士放来生债是用元末明初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杂剧的牛、马、驴还债之典，她认为上述四点皆为明人窜改元人作品所致，故得出三十种全刊于明初的结论。然从前提到四条论据，均为臆断和误解，其论点不能成立。目前对张博士文中的错误学界尚无人指出，而在部分论文中，已有引用该观点为定论者，《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刊刻时间和来源涉及戏曲史诸多问题，意义重大，为探寻历史真实，深入学术研究，有必要予以澄清。

张博士认为三十本杂剧无法分组，就“转换思维”将其断定为一家书坊同时所刊，并以之作为三十种全为明初刻本的前提。她指出：“通过分组证明这三十种杂剧为不同书坊所刻的思路，走到这里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前进之路了。”“那么不妨换个思维方式，或者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分组别坊的规律，反而恰恰证明这三十种杂剧本身就是同一个书坊所为。只是因为刊刻的时候，并不像刻其他书那样重视，而是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又或者书坊主本身就是一个戏迷，他把自己搜集到的剧本刻印出来，可供随时翻阅，字体大小、排版印刷本来就没有严格的执行标准，只是按照大体进行。”其理由主要为：“三十种杂剧中一剧板式前后不统一的情况十分常见。”“同一剧中板式尚未统一，又怎能以板式特征为论据，强行分组断定这三十种杂剧的刊刻书坊的问题呢？”[2]在没有任何文献证据的情况下，臆断“同一剧中板式尚未统一”之三十种为一家书坊一时所刊，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原因有三。

（一）明清文献中有三十种为汇集本的证据

关于三十种的来源，“汇集说”几乎为学界共识。如王国维认为：“各本有‘大都新刊’‘古杭新刊’字样，行款、字之大小亦不一，系杂凑而成者。”[3]郑骞认为：“全书三十种杂剧，版式字体均不相同，有大字本，有小字本，有题大都新编者，有题古杭新刊者……可能原来是每种单行，藏书者把它们装订在一起。”[4]小松谦和金文京详细分析统计了三十本杂剧的板式情况，指出：“‘元刊三十种’是由若干不同来源的版本汇集而成。”[5]杜海军从字距、省文、错字等方面论述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不是为售卖盈利而刻的建本，应为剧团内部所用自刻本，他对俗字、错别字，如“龙”“花”“滚绣球”等不同写法详细分析，提出三十本是一个多种风格刊本的集合体，“有可能是来自九个剧团”[6]。已有研究分析甚详，但均未明确三十种汇集成册的具体时间，拙见认为至清何煌时，三十本仍未全本汇集，在此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为单本或多本流传。

首先，在黄丕烈之前，三十种目录散见于文献中，未见全目著录者。黄丕烈（1763—1825）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题跋中，交代了三十种是1804年从顾氏试饮堂购得，购入前为4册装订，其改为8册后题名为《元刻古今杂剧乙编》，黄交代了改装后的书目顺序，但改装事由和顾氏收藏时的书目顺序未加说明。[7]这是三十种全目第一次明确著录于文献中，至于顾氏获得三十种时的原貌和渠道，还不得而知。

其次，何煌未记载三十种全目，应未见三十种全貌。在顾氏之前，记录三十种目录最多者为何煌（1668—1745），其用今三十种本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同故事杂剧，致使学界认为三十种为其旧藏，然从何煌的跋语分析，其应未见三十本全貌。何煌跋语情况见下表。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何煌跋语情况统计表（按时间先后排列）

何煌一生嗜书，精于古籍校勘，用力极专极勤极严，用元抄本、刊本对脉望馆本做异文比勘，增补异文曲词，每本“平均皆在200处以上”，如“《王粲登楼》剧中全本校改处达220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20处，增补了17支异文曲子和大量宾白”[9]。然从上表分析，却存在以下问题：

1．校与不校的问题。三十种和脉望馆本同故事杂剧共9本，何煌只对其中5本作了校对（《博望烧屯》暂列其下），其余4本，除《疏者下船》两个版本故事情节和曲词差异大，无法校对外，《遇上皇》《陈抟高卧》《汗衫记》两个版本故事情节、曲词相似，何煌却未校未跋。

2．时间连贯与大幅度间断问题。从雍正三年（乙巳年，1725）八月初十至八月二十六日，何煌一气完成了《单刀会》《王粲登楼》《魔合罗》《看钱奴》4剧的校对，而对《范张鸡黍》的校对却相隔4年之久，完成于雍正七年（1729）七月初八，落款“耐中”，未知何意。

3．明确交代版本归属与不交代的问题。对于参本，何煌每本明确交代了是元刻本或元抄本，但其中只有《王粲登楼》和《魔合罗》明确交代所属为李中麓，他本却未交代。

4．列目与未列目的问题。校对之外，何煌在《王粲登楼》跋语后还列目了《梅香》《竹叶舟》《倩女离魂》《汉宫秋》《梧桐雨》《梧桐叶》《留鞋记》《借尸还魂》8本杂剧，其中《竹叶舟》《借尸还魂》并见于三十种本，因为简目，未知其是否属于三十种本，而三十本中的其他杂剧，何煌却未列目。

如三十种为一家书坊所刊之定本，或全为李开先旧藏，按照清代朴学之风，上述四个问题极难解释，唯一合理之因就是三十本杂剧为单本或多本流传，何煌未见三十本全貌，所得参本也非同时所得。

最后，在何煌前后的明清文献中，有三十种杂剧散本流传的相关依据。如《晁氏宝文堂书目》和《茶余客话》分别著录了今仅见于三十种本中的《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辅成王周公摄政》和《萧何月夜追韩信》3剧。

晁瑮（？—1560）所著《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下，录有《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辅成王周公摄政》之目，二者今仅见于三十种本，同时该书还收录了《秦太师东窗事犯》《汉高皇濯足气英布》《关大王单刀会》《张鼎智勘魔合罗》《楚昭公疏者下船》5本和三十种相关之剧目，其中《东窗事犯》原被《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收存，后佚，此外4本今仍存多种版本，《单刀会》《魔合罗》仅与三十种本同目，或为同一体系。《晁氏宝文堂书目》所载之书，多为其所藏所见，并非抄袭整理前代文献之作，如该书未录元明文献记载较多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和至今有多本流传的《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等。而晁氏所载和三十种有关者，共7本，仅见于三十种本者，只有2本。明初系列禁戏毁剧政令，导致“元词鲜有见之者”[10]，至嘉靖后期才有明人选刻元杂剧第一选本《改定元贤传奇》，时刻仅16剧，在此前，民间极难有大量杂剧本子流传，故晁瑮所藏《七里滩》和《周公摄政》的成书时间应极早，和三十种本应为同一体系或同本，从而表明此时《七里滩》《周公摄政》仍为单册或多册流传。

《茶余客话》载：“梨园所扮杂剧，大半蓝本元人，而增饰搬演，改易名目耳。如……《萧何月夜追韩信》……《赵太祖镇凶宅》，此类甚多……皆今剧之所本也。”[11]《萧何月夜追韩信》今仅存三十种本，在元明清其他文献中，如钟嗣成《录鬼簿》、李开先《词谑》、纪振伦《乐府红珊》、黄文华《词林一枝》、钱曾《述古堂藏书目》等均题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或《月下追韩信》，仅在三十种本中，题目有“萧何月夜追韩信”的表述，剧末大字标题为《新刊关目月夜追韩信的本》。《茶余客话》撰者阮葵生（1727—1789），生活年代晚于何煌，早于黄丕烈，其所载《萧何月夜追韩信》应为今三十种本中同一体系或为同本，表明该剧在当时仍有散册流传。

以上文献表明，在清代何煌前后的一段时间，三十本杂剧应为单本或多本流传，尚未完全汇集成册，张博士明初定本的观点或不能成立。

（二）讳与不讳两种形式共存表明三十种非定本

如该书为一家书坊一时所刊，那么对避讳的处理应具有同步性，实则不然，在14本出现“皇帝”“圣旨”“懿旨”三词的杂剧中，存在讳与不讳两种形式。一是在《看钱奴》《陈抟高卧》《气英布》《衣锦还乡》《火烧介子推》《霍光鬼谏》《范张鸡黍》《七里滩》《博望烧屯》《周公摄政》10本20处用“○○”“皇○”“圣○”处理三词；二是在《西蜀梦》《赵氏孤儿》《贬夜郎》《东窗事犯》4本4处直书为“皇帝”“圣旨”本词。避讳在一定时期和地域内较有强制性，两种不同处理方式是该本为汇集本的又一证据。

（三）同本杂剧前后字迹板式不同，存在后人补板的可能

三十种中确实存在少数杂剧前后板式和字迹不同的情况，对此小松谦和金文京说：“这些版本中，含有许多翻刻本、补刻本……这大约是因为版木漫漶，所以只利用了较耐用的最初二枚旧板木，剩下的则是修板改刻的结果。”[12]三十种杂剧大部分无宾白或宾白极简，篇幅较短，按照雕版印刷术工艺流程，中途更换写工等可能性不大，少数杂剧板式字迹不同应为翻刻补刻所致。补刻在文献出版中也较为常见，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诚斋杂剧》中，《新编美姻缘桃源景》《新编甄月娥春风庆朔堂》《惠禅师三度小桃红》等就存在补板现象[13]，因此，张博士仅以此作为定本之证据不能成立。

《公孙汗衫记》卷首有宾白“老夫南京人氏……在这马行街居住”，随后【混江龙】有“俺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娇民”[14]曲词。张博士指出“凤城”“龙袖”“娇民”“均与都城相关”，而“元朝都城有上都、大都、中都，据《元史·地理志》，南京在元代于1277年罢宣抚司，立建康路，1329 年冬改建康路为集庆路，属江南行省，有元一代未闻以都为称，南京建都乃明朝之事”[15]。据此得出此处南京乃明朝之南京，该宾白为明人所改，以此作为全明刻本证据之一。

首先，元杂剧多搬演往昔人事。如《太和正音谱》记载：“鬼门道，抅栏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鬼者，言其所扮者，皆是已往昔人，故出入谓之‘鬼门道’也。”[16]本剧并未交代故事发生时间，张博士将故事背景臆断为元代，实在值得商榷。

其次，在唐、五代和宋金时期，成都、北京、商丘和开封等地均有过“南京”之称，如《新唐书》记载唐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丙午……以蜀郡为南京”[17]。《燕翼诒谋录》曰：“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18]《事物纪原》云：“商丘，今南京。”[19]《元史》也载：“河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汴梁路上，唐置汴州总管府。石晋为开封府。宋为东京，建都于此。金改南京，宣宗南迁，都焉。金亡，归附……至元八年……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20]在唐宋金元时期的文献中，“南京”作为地名使用极为频繁。如李白作有《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云：“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21]至宋，《夷坚志》曰：“五月一日，上即位于南京，赦书至成都。”[22]至金元，《中州乐府·张太尉信甫》云：“贞元元年，迁尚书左丞，封南阳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为济南尹，移南京留守，又进封崇王。”[23]《大元大一统志》载“金贞祐二年，开入南京宫城内”[24]等。

唐宋之“南京”和“凤城”“龙袖”实难相关，但《金史》载“贞祐二年，宣宗南迁”[25]，“南京”此后为金朝都城所在。《元史》也载：“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金主奔归德。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不，以南京降。”[26]上述文献表明，从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迁都“南京”至金灭亡（1234），金代在今开封建都有二十年，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前的近五十年间，“南京”一名仍被一直沿用。《公孙汗衫记》作者张国宾，据《录鬼簿》载“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其吊词曰“教坊勾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27]可肯定张国宾为元前期作家，大德年间在世，或为金朝遗民，对金朝故都南京称“龙城”“凤袖”并无不妥。而剧中张文秀家住南京马行街，陈虎哄骗其子张孝友及身怀六甲之媳前往寺庙烧香还愿，张文秀带着老伴追赶时说：“婆婆，咱出酸枣门，边着黄河岸上赶去来！”[28]追至黄河岸边，其子一行走后，转身入城发现家里失火，证明此处“南京”距黄河不远，可能为金之南京（今开封），而非明之南京。该剧或撰于1214年之后，应早于1234年，故张博士断定剧中“南京”为明之南京，该处曲白为明人所改实为理解的问题。

《张鼎智勘魔合罗》卷首有“如今我往南昌做买卖去”“从南昌买卖回来”[29]宾白。张博士云：“据《元史·地理志》，元至元十四年（1277）置隆兴路，二十一年更名龙兴路，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为洪都府，次年更名南昌府。”[30]据此，她认为此南昌为1363年行政建制之南昌府，此处宾白为明人窜改，以此作为全明刻本证据之二。

其所论为非。首先，剧中两处宾白均为“南昌”而非“南昌府”，张博士将地名南昌和元代行政区划南昌府混为一谈。其次，南昌作为地名始于西汉，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云：“淮阴侯韩信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31]《汉书》也记载：“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32]《方舆胜览》云：“江西路隆兴府：南昌、新建、奉新、分宁、武宁、丰城、进贤、靖安。建置沿革：禹贡扬州之域。星分翼、轸。春秋、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髙祖始置豫章郡。东汉因之。隋为洪州。唐置洪州总管，改曰都督府，又置观察使，升节度使；后避代宗讳，止称章郡，加镇南节度。南唐迁都南昌。国朝复为洪州，以为江南西路兵马钤辖，升马步军都总管，升安抚使；以孝宗皇帝潜藩，赐府额。今统郡十一，领县八，治南昌、新建两县。”[33]《元史》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龙兴路”条也云：“唐初为洪州，又为豫章郡，又仍为洪州。宋升隆兴府。元至元十二年，设行都元帅府及安抚司，仍领南昌……武宁八县，置录事司。”[34]上述材料表明，南昌作为地名自汉后一直存在，在历代文献中使用也极为频繁，如《夷坚志·滕王阁火》：“南昌章江门外，正临川流，有小刹四五联处其下，水陆院最富。”[35]程钜夫《赵一德季润忠孝诗》：“南昌赵氏子，早岁遭艰虞……有客南昌来，解后谈厥初。”[36]《魔合罗》作者孟汉卿，据《录鬼簿》载，为元早期亳州人，因此该剧中的“南昌”应为元代龙兴路下的南昌县。张博士不说南昌古也有之，而用1363年所建之“南昌府”解释“南昌”，且说该剧为明人所改，以此为据，亦难成立。

《公孙汗衫记》【新水令】：“您要的是轻裘肥马不公钱，却截你俺这忍饥寒的范单袁宪。”[37]张博士据汪曾祺小说《异秉》中记载的民间传说：“朱洪武、沈万三、范丹……抬头朱洪武，低头沈万三，勾一勾就是穷范丹。……穷范丹冻饿而死。”推测范丹为明代之范丹，她指出：“虽然为民间传说，但亦必自有渊源，本剧所用应该就是此人。”[38]以此作为全明刻本证据之三。

实则不然，首先，用后人小说中记载的民间材料作为文献论据，据此推测前代学术问题缺乏严谨性和说服力。其次，张博士否定该剧为东汉范丹的论据为：“蔡邕有《范丹碑》，乃中国古代廉吏典范，虽‘雅性谦俭，体勤能苦’，但不至于‘忍饥寒’。”[39]实则相反，在有明之前，明确记载东汉范丹贫穷受饥的文献极多。范丹（112—185），字史云（“丹”字史书上多写作“冉”，亦作“范冉”），谥曰贞节先生，汉代外黄人。《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范冉传》曰：“桓帝时……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40]据此所载，范丹结草而居，时有粮尽，“忍饥寒”应是常事。宋《记纂渊海》卷七十一将范丹归入“贫窭”类[41]；元《群书通要》丁集卷八“饮馔门”也云：“范丹，所止单陋，有时绝粒……”[42]；黄庭坚《孙不愚索饮九日酒已尽戏答一篇》诗：“满眼黄花慰索贫，可怜风物逐时新。范丹出后尘生釜，郭泰归来雨垫巾。”[43]元张雨《范丹》诗云：“破甑久生尘，短衣不掩骭，还渠一斛麦，所拾已杂半。”[44]故张博士认为东汉之范丹为廉吏典范，不至于受穷挨饿，从而推测《公孙汗衫记》中“忍饥寒的范丹”为明之范丹有误，此据不能成立。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塞鸿秋】“你依着范尧夫肯付舟中麦，他不学庞居士放取来生债”[45]，《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寄生草】“想这钱石季伦翻做杀身术，倒不如庞居士放做来生债”[46]，对这两处“庞居士放做来生债”曲词的解释，张博士“按照字面理解”把它们特指为元末明初人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杂剧中庞居士家中牛、马、驴因欠庞居士钱无力偿钱，转世为牲畜还债之事，云因该杂剧牛、马、驴还“来生债”一事在历代庞居士故事中不见记载，故得出应是在《来生债》杂剧流行后，明初人改编郑廷玉和武汉臣作品所致，以此作为全明刻本证据之四。

实则不然。其一，庞居士作为贪财好利的反面形象始于唐代，“庞居士放做来生债”为其沉宝江中之事的演变。庞居士，即庞蕴，字道玄，唐贞元年间衡阳人。信佛，洞达禅宗，有诗偈三百余篇。其事主要见于《景德传灯录》《祖堂集》《〈庞居士语录〉诗颂序》等。

《〈庞居士语录〉诗颂序》载其“船载家珍数万，縻于洞庭湘右，罄溺中流。自是生涯，惟一叶耳，居士有妻及一男一女，市鬻竹器以度朝晡”[47]之事，这让庞居士在后代备受赞誉，其多数以仁义好施、高尚隐逸、举家向佛和家庭和睦等正面形象出现。但在宋元明文献中，其仍存在家庭不睦、好利贪财的反面形象，沉宝江中之事在部分人眼中仍有放今生不义财，减自己来生债或今生放债，换来生收债之意。如宋释智愚《衡阳庞居士庵》：“居士当年错用心，浑家不睦到如今。摝篱柄短无人买，空自萧萧风满林。”[48]《南村辍耕录》记载：“世斥食利之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49]元杂剧《翠红乡儿女两团圆》对“庞居士放做来生债”的具体含义交代得较明确，如第二折【乌夜啼】：“也不索将的去堂前晒，也不索检视的明白，（云）小的每，将些草来盖在柜上，再掌个灯来者。（唱）只一把火都烧做了纸灰来。（带云）烧了，烧了！（唱）请两个早离厅阶，自去安排。我待学刘员外，仗义散家财；我待学庞居士，放做了来生债。把我这宿世缘交天界。（带云）烧了，烧了。（唱）不强如焚钱烈楮，灭罪消灾。”[50]根据上下文意，可明确此处“庞居士放做来生债”为比喻韩弘道焚烧自家箱柜文书，放今生所积家财，以此灭罪消灾，换来生收债之意，和庞居士自愿沉钱江中，减来生之罪同义。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第一折【油葫芦】：“那个似那鲁大夫亲赠他这千斛麦？那个似那庞居士可便肯放做来生债？”[51]《张千替杀妻》中【倘秀才】：“且休说放钱的庞居士，更压着养剑客的孟尝君。”[52]也指庞居士沉钱江中之事。又如《看钱奴》【鬼三台】曲：“说着那庞居士，做了些亏心事，恨不的把穷民来掯死。”[53]《元曲选》本《看钱奴》第二折【赛（塞）鸿秋】：“多谢你范尧夫肯付舟中麦，（带云）那员外呵，（唱）怎不学庞居士预放来生债。（贾仁做揪住怒科，云）：这厮骂我，好无礼也。”[54]为富不仁、贪财黑心的贾仁认为“庞居士放取来生债”乃骂人之语，该杂剧元明版本中庞居士均为贪婪敛财的反面形象，所积之财，多为不义，此处应指其沉今生不义之财，减来生还债之孽。上述杂剧中庞居士放取来生债应由沉宝江中之事演化而来，庞居士对放来生债之事是主动自发和自愿的，而刘君锡《来生债》中，牛、马、驴乃因生前欠债无力偿还，来生变畜生还债，庞居士对此并不知情，如按张博士所云，用误放来生债之意去解释上述元杂剧，一则文义不通，二则这些杂剧如全为后人所改，未免牵强。

其二，来生变畜生还债故事在宋前已极为流行，泛用于众，而非特用于庞居士。首先，在和庞居士相关的文献中，也有变畜生还债之雏形，并不是如张博士所云牛、马、驴“‘来生债’的情节，在刘君锡 《来生债》之前尚未见文字记载”。[55]如庞居士诗偈二十一云：“我见好畜生，知是喽罗汉。枉法取人钱，夸道能计算。得即浑家用，受苦没人伴。有力任他骑，棒鞭脊上楦。觜上着栊头，口中衔铁片。项领被磨穿，鼻孔芒绳绊。自种还自收，佛也不能断。”[56]此偈中今生受苦之畜生，全是前生奸猾算计之人，因前生枉法取人钱财，今生变口衔铁片、鼻穿芒绳的畜生还前生所欠之债，这和刘君锡杂剧牛、马、驴还债之事极为相似。其次，在宋代文献中，“来生债”故事已极流行，如《太平广记》卷一三四中《竹永通》《刘自然》《刘钥匙》《施汴》《公乘通》《僧审言》，卷四三四中《卞士瑜》《路伯达》《戴文》《河内崔守》《王氏老姥》，卷四三六中《韦有柔》《吴宗嗣》《东市人》等诸篇，均为描写某人因前生欠某人钱或夺人田产、妻子等来生变为驴、牛、马、猪等畜生以赎罪或偿债的故事。此类故事在后世被大量因袭，如《夷坚志》甲志卷十七《人死为牛》，丁志卷五《师逸来生债》《张一偿债》，《续夷坚志》卷一《马三诋欺报》等均为此类。试举一例，如《师逸来生债》云：“建阳医僧师逸，好负债。尝从县吏刘和借钱十千，累取不肯偿。刘愤曰：‘放尔来生债。’自是绝口不言。后五岁，逸死。又二岁，刘之母梦其来，如平常，俯而言曰：‘昔欠录公钱十贯，今日谨奉还’。遂去。母觉而告刘：‘此何祥也？’拂旦，田仆来报：‘昨夕三更，白?生犊。’”[57]最后，在元杂剧中，“来生债”一词使用也广，也非特指牛、马、驴还庞居士欠债之事，如上文中提及的《两团圆》等杂剧中，又如《小张屠焚儿救母》【朝天子】：“你那厮最歹，直恁爱财。恰待快阎王怪。你那厮损人安己惹下祸灾。（云）说与你王员外，再休放来生债。”[58]此处“来生债”指王员外今生黑心敛财，来生应遭果报，还今生债之意。

元杂剧中“庞居士放做来生债”多为沉宝江中之事的演化，而刘君锡 《来生债》在此基础上又融汇了庞居士乐善好施和历代来生债故事进行了文学再创作，张博士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变化性、因袭性和创新性，用后代故事去解释前代正在流变中的故事题材，所论偏颇，故此据不能成立。

上述四条论据后，为证明《元刊杂剧三十种》全为明初刻本，张博士用明刻《诚斋杂剧》和其做文献互证，她指出二者在刊刻板式上相类似，如曲牌使用阴刻，唱词字体较大，科白字体较小，使用首行缩进的形式区分文本中的不同成分等，以此判断二者刊刻时间不会太远。

此论不具说服力。首先，三十种并不如作者所云，所有刻本字体均采用曲大白小，首行缩进方式区分不同成分，许多本子中还存在字迹不分大小，全本无白无缩进等情况，如《西蜀梦》《赵氏孤儿》全本无白无空隙无缩进，字迹密集潦草；《陈抟高卧》曲白字体无大小之分，大部分页面中曲白字体密集，无缩进无空白，字迹潦草，极难辨认；大字本曲白字体并无大小之分。

其次，元中晚期和明初时间前后相连，明初刻本继承元代刻本特点存在客观合理性。实则二者还存在大量不同。如三十种曲牌或位于页端，或页中，或页尾，随意无定式，绝大部分杂剧宾白不全或宾白全无，大部分曲白字体无明显差别，每页每排存在字数不均的情况，排列密集，极难辨认，错字、别字、俗体字、简化字满篇皆是，重文符号多而随意。字词重文多用“＝”“ㄡ”“ㄑ”“丿”“丶”“冫”等，句子重文多用“ㄑㄑㄑ——”“ㄡ——”“——”等。而在《诚斋杂剧》中，宾白详尽，曲文分明，曲牌几乎全部列于页面顶端，字体曲大白小，每排字数均等，排列整齐，较好辨认，通本《诚斋杂剧》几乎未出现重文符号和大量错别字等情况。同时，三十种杂剧在思想内容上和《诚斋杂剧》及明初官方戏曲意识严重不符，该集中多有对封建皇权大胆诅咒和随意嬉笑之剧，如《贬夜郎》《东窗事犯》等，而《诚斋杂剧》多集中于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义夫节妇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神仙道扮追求度脱飞升等内容，几乎没有涉及封建皇权相关内容。所以二者做文献互证不具说服力。

通过以上分析，拙见认为张博士《〈元刊杂剧三十种〉并非刻于元代说》一文从立论前提，到四条明初论据，再到用《诚斋杂剧》做文献互证，均存在臆断和理解错误，不具有说服力，因此，张博士关于《元刊杂剧三十种》为明初一家书坊一时所刊作品集的论点不能成立，而元刊杂剧的刊刻时间、刊刻地域和版本性质等涉及戏曲史诸多重大学术问题定性，有必要澄清错误，探究真实。但张博士对《元刊杂剧三十种》刊刻时间的质疑，也应引起学界深思，目前公认的元刊说，除黄丕烈、何煌、王国维等人的跋语和结论外，并无实际文献材料和论据支撑，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宋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杜海军，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原载《戏曲研究》第12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