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接受史的文化阐释与理论构造——美国学者夏颂的学术研究述评

20世纪末，北美汉学界开始关注元杂剧的版本和明代接受情况的问题。著名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 H．West）在编纂《中国戏剧（1100—1450）资料英译类编》（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中注意到文本在传承中经历的各种形态以及由此引发的诠释问题。[1]伊维德和奚如谷接下来分别撰文讨论了《赵氏孤儿》和《窦娥冤》明代改写情况的两个个案。伊维德还撰文提出：“杂剧一旦被明代统治者改编为一种宫廷娱乐，就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与元代的演出脚本已经相去甚远。”[2]这种观点对国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元曲的版本形态与改写问题。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元曲在明代的改写与阐释所构成的接受史研究急需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

笔者在郭英德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北美第三代元曲研究者夏颂（PATRIcia Sieber）的全部研究著作，夏颂的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元曲改写和阐释的文化动因，还对元曲经典化历程的理论需求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或者可以提供新的借鉴和启发，为此，本文略加梳理和评述。

夏颂（PATRIcia Sieber），生于瑞士，1994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奚如谷，从事元代杂剧和散曲研究，现任职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夏颂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的构成；（2）印刷文化；（3）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交汇情况；（4）比较文学与文化翻译；（5）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她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之构成的思考是围绕着元曲在明代的接受历程展开的。

夏颂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辞、传奇和互文性：关汉卿在元明时期的建构与重构》[3]聚焦元曲作家关汉卿经典作品的接受情况。文章以元明时期关汉卿作品集的编纂情况为研究对象，从白话写作模式、作者地位建构、明代官方思潮和文人社会意识四个方面分析了关汉卿及其作品在明代的经典化建构情况。

夏颂发表于1995年的论文《物质性与经典化：中国早期现代杂剧阅读技术研究》[4]，围绕元杂剧明代选本展开论述，探讨明代杂剧的实体化存在的特点，指出杂剧的编选者对经典的塑造作用。夏颂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意识到明代杂剧选本的编辑者的地位和对元杂剧经典化历程的参与程度需要得到更加详细的研究，这种认识为“复制性作者模式”的理论架构做了准备。

夏颂的后续研究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身上，关注其对《西厢记》的评点、诗歌观念和白话文学理论，以及其中佛教思想的影响，发表了《重构经典：佛教、白话文学和金圣叹（1608—1661）的个案》[5]、《“只是一句真话”：唐诗选集、佛教修辞实践和金圣叹（1608—1661）的诗歌观念》[6]和《变致命诽谤为有效指导：中国明清时期的法律、功过格与虚构作品分类的变迁》[7]等多篇论文，还为《宝库山中国传记词典》（Berkshir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撰写了“金圣叹”词条。《作为自我创造的翻译：金圣叹（1608—1661）、黄嘉略（1679—1716）和“才子佳人”跨文化话语的塑造》[8]一文则将关于金圣叹的研究延伸到才子佳人模式的叙事作品的文化翻译之中。

夏颂出版于2003年的学术专著《欲望的戏剧：作者、读者及元曲的复制生产（1300—2000）》[9]（下文简称《欲望的戏剧》），拓展元曲接受史的研究范围和思路，“将文本细读与理论研究融合一体， 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元曲（包括杂剧与散曲）传统的传承与变异，重点研究1550年至1680年间，中国优秀的编撰家如何改写元曲作品，印刷元曲选集，以便想象和体现当时作者、读者和激情的新观念”[10]。此书完成了元曲接受史的理论架构，是夏颂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下文将对这部著作的内容和思路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

夏颂的元曲研究不仅限于元杂剧的范围内，还兼及元散曲的情况考察。她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关汉卿的研究就综合了其杂剧和散曲创作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欲望的戏剧》也关注了《阳春白雪》和《太平乐府》两部散曲总集的编辑情况。除此以外，夏颂还发表单篇论文思考元散曲文本、文体及其接受问题，《关于散曲史的反思》[11]一文认为研究元散曲的意义不仅在于元散曲本身具有的文学性，更在于元散曲指向南宋到元代的社会文化情况。《小人物的文体，大众的歌曲：散曲和中国元代文学范围的扩张》[12]考察了杨朝英编辑的元散曲选集《阳春白雪》和钟嗣成的元曲作家传记汇编《录鬼簿》，探讨了它们对散曲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文本化过程的塑造。

除了元曲研究之外，在戏曲研究领域夏颂还对明清戏曲创作和理论有零星的论述。《通过〈闲情偶寄〉（1671）看世界：现代性的视觉、表演与叙事》[13]征引了大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世界明清史研究成果，从《闲情偶寄》的戏曲批评内容出发，在视觉文化兴起这一主题下，以“欲望”作为出口，对晚明社会种种特征进行了整合，揭示了《闲情偶寄》所体现出的中国古典文人戏曲在明清时期的视觉化过程。《这篇文本中有剧作家吗？17世纪第二个十年与戏曲家身份的巩固》[14]从史实与虚构、文学与音乐、法度与超越三个维度探讨了明代中晚期剧作家的传奇戏曲创作和戏剧观念。

近年来夏颂的研究兴趣转向印刷文化和文化翻译，她既从事德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的文学文本相互翻译工作，还十分关注中国白话文学经典在海外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对翻译家黄嘉略（Arcade Houange）和彼得·佩林·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进行过专题研究。夏颂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领域也有所涉足，编辑了《红色不是唯一的颜色：当代女性关于女性间的爱情、友谊和性的小说选》[15]，她为此书撰写了导语，也曾撰文讨论当代中国女性同性文学主题。

总而观之，夏颂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中国元明清三代的俗文学作品和批评，在元曲研究领域用力最深。夏颂在伊维德和奚如谷所开辟的元杂剧的明代改写与阐释的研究领域内，对元杂剧的明代接受历程加以文化层面的阐释和深层理论的讨论与构建，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学术成就。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思潮兴起，认为一切历史表达和文学表达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建构的，而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也分享并参与着文化机制的运转。[16]在文化研究的浪潮之中，“经典论”也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中指出，所谓“典范作品”就是众多作家竞争之下最终被文学传统本身选出的杰出者。[17]在这种思潮的浸润之下，夏颂不满足于对文本本身的审美解读，而是一直关注着元杂剧走向文学经典之路的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何种文学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关汉卿何以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元曲经典作家？明代人对元曲的大规模编选、出版和刊印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了元杂剧的精神面貌？明清评点者如何使《西厢记》摆脱文学传统的指责，稳固其文学经典地位？夏颂思考这些问题，从元曲文本深入其经典化的历史场域之中，展现出元曲在有明三百年间的命运历程，探讨明代社会的多个面向，从晚明的大变局中看到某些现代性的征兆。

夏颂的博士学位论文奠定了她在元杂剧接受情况研究中的一贯思路：从扎实的文本比对和分析入手，探寻这些文本现象之后潜藏的政治、文化和深层心理因素。其中“真诚感、戏剧性及仪式主义：关汉卿杂剧中的身体经济”（Sincerity, TheATRIcality, and Ritualism: Economies of the Body in Guan Hanqing's Zaju）一章比较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晚明臧懋循的《元曲选》中署名为关汉卿的杂剧作品，认为这两个时期对关汉卿作品的编选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元刊本表现出对真实性的关注，而明代选本则深受明帝国对戏剧性和仪式性的注重的影响。单就关汉卿的爱情喜剧而论，两种刊本所选作品中对身体的表述展现出元代和晚明时期截然不同的美德和性爱观念：元刊本中所选的《调风月》和《拜月亭》具有富有特色的道德观念，女子的失贞都在情理之中，情感和身体的主观性没有被任何道德概念和范畴所取代，肉体成为情感表达的基本媒介；而《元曲选》所录的《望江亭》和《救风尘》则将女性的身体包裹在衣物之中，所有的情感表达都让位于美德，《窦娥冤》更将身体解释为以其所能树立道德正确的历史模范。接下来的章节“喜剧、礼俗和文本性：关汉卿的晚明罗曼史”（Comedy, Propriety, and Textuality: Guan Hanqing's Late Ming Romances）探索了关汉卿杂剧选本的形成所面临的制度压力，这部分的讨论仍然以关汉卿在晚明时期最广为流传的爱情喜剧为焦点，细致分析了《金线池》《玉镜台》和《谢天香》三部剧作的情节和内容。她认为，《玉镜台》情节只是围绕有关婚姻关系的习俗展开，而《谢天香》和《金线池》突出了两对结拜兄弟的关系中诙谐的一面，《金线池》更体现了年龄、性别等级的重新建立。这些爱情喜剧对幽默、礼俗和文本性的表现嘲弄了官方和文人编纂者对这些杂剧的挪用。最后，夏颂强调，所有的元杂剧都应当从元代关注点和明代趣味两个方面进行观照。

元杂剧研究专著《欲望的戏剧》的第二章“元杂剧选本、考察要求和迫切的欲望：李开先、臧懋循与复制性作者模式的运用”[Early Song－Drama Collections,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Exigencies of Desire: Li Kaixian（1509－1568）, Zang Maoxun（1550－1620）, and the Uses of Reproductive Authorship]中，继承了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选取明代中期李开先和臧懋循两个元杂剧编选者作为突破口进行研究。李开先编刻的《改定元贤传奇》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元杂剧选本，而臧懋循的《元曲选》则是明代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杂剧选本。李开先和臧懋循有着相似的罢官闲居经历，他们的元杂剧选本都体现出明代宫廷和精英文化对元杂剧的塑造作用，在他们手中，元杂剧进一步提升进入文学体裁（literary genre）的范畴。夏颂阐释臧懋循的《元曲选》的编选偏向，细致地比对了多部杂剧选本的导言和所选篇目，她从对比中得出了臧懋循的选本所具有的特殊艺术趣味——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的臧懋循特别偏爱元杂剧中的爱情戏，这与明前期流行的戏曲风教思想相违背，也不同于李开先对戏曲的要求。夏颂认为，臧懋循的编辑权力的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精英男性欲望的辩护上，这成为晚明色情欲望逐渐恢复的话语景观的一部分。在开放的市场和文人的书斋里，臧懋循以想象丰富的印刷制品为基础对元杂剧原稿的再创作，带有准官方色彩的欲望话语成为其突出特色，揭示了权力（power）、文化（culture）和文本（text）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更长远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想象中不断引发对印刷、表演和欲望的重新调整。《欲望的戏剧》的结语《透过作者、读者和欲望来思考》（Thinking Through Authors, Readers, and Desire）爬梳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爱情表达在城市浪漫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步发生变化的过程。从《诗经》中爱情的政治化阐释和屈原缔造的“香草美人”的传统，到中唐以后俗词艳曲的兴起，最后在晚明社会中形成了情欲的狂欢，呈现出一条中国文学的浪漫与欲望的线索。

夏颂将文化阐释的思路延伸到戏曲批评领域，探讨了《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和李渔的《闲情偶寄》两部著作的戏曲批评和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变致命诽谤为有效指导：中国明清时期的法律、功过格与虚构作品分类的变迁》一文将金圣叹点评本《西厢记》纳入“才命”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话题中，意在探寻法律规范、功过格文学与明清时期创作刊刻戏曲小说评点本的相互作用，社会文化力量对这些虚构文学既有塑造作用，也受到来自文学活动的反作用。她从金圣叹之死入手，考察了明清时期的严刑峻法对于戏曲小说创作、评点和发行的消极影响，而法律的束缚在晚明时期有所松懈，这成为晚明时期戏曲小说创作、评点和出版都处于繁荣状态的社会条件。她又从明清时期功过格文学中提炼出对“命”的表达和运用，并指出在明清时期的道德观念中，虚构文学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承担同样的罪过。最后，她梳理了从明初朱权、朱有燉的戏曲风教思想到王阳明的戏曲观念，再到晚明时期李贽提出“童心说”和“真文”的明代戏曲观念演变历程，认为“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文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她还特别分析了《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的复杂情况：金圣叹惨遭清政府杀害即印证了功过格文学中淫书致祸的判断，但他的文学主张却冲击了古典文学的传统观念。《通过〈闲情偶寄〉（1671）看世界：现代性的视觉、表演与叙事》一文则将视野扩展到视觉文化，认为元明时期的戏曲创作和批评侧重于音乐、韵律、表演或文本方面的表现，视觉体验则被视为较为低俗的趣味，而明末清初的李渔在其著作《闲情偶寄》中则把戏曲视为一种针对所有观众的强烈视觉体验，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观照晚明时期“情欲”的狂欢，发掘出中国明清之际现代性的征兆。

在元散曲研究领域，夏颂也秉持文化阐释的思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提出“元散曲比元杂剧更能体现某些元代的文学和文化特色”的观点，在此前提之上，她着意于元散曲与元代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面对21世纪初元散曲研究门庭冷落的现状和长久以来对于元散曲的种种民族主义观念，夏颂提出对于元散曲应具备更为开放的研究视野。在《关于散曲史的反思》一文中，夏颂认为研究元散曲的意义不仅在于元散曲本身具有的文学性，更由于元散曲指向南宋到元代的社会文化情况。她反思了元散曲研究一直湮没无闻的状况，指出元散曲有限的传播、非传统的作者身份和诙谐的本质都使得元散曲迟迟没有完全进入中国文学经典的范畴中来。夏颂首先梳理了散曲总集、个人散曲集的编纂出版情况和元散曲的研究情况，并指出与唐诗宋词相比，散曲的传播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她同时讨论了中国古人并不将散曲这个文学体裁划定于某个特定朝代的习惯，这也影响到了“元散曲”的传播和声望。夏颂还兼谈了元散曲的作者身份模式（Authorship）和“诙谐”风格的问题，认为元散曲作为一种实验文体在另一种程度上提示了中国文学体裁的相互渗透、南宋和元代社会的文化风貌以及中国文学思想的新维度。

夏颂对元曲接受历程中元曲选本意义的文化阐释，上承伊维德与其师奚如谷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对元杂剧版本变化的重视，与国内学者对明代元曲选本的版本源流和文献价值的关注不同，夏颂没有进行总括式文献梳理，而是以细读的方式考察了个别编辑者的再创作贡献，对潜藏在文本现象之后的编辑心理及其影响有着精彩的分析和透辟的观点。近年中国学界也有从这个角度对元曲选本的戏曲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的论文发表，可见夏颂的研究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具有前瞻性意义。

夏颂对元曲接受史的研究没有止步于文化层面的阐释，而是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讨论中，试图寻求一种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模式。她在文学理论的分析、运用和建构方面的表现尤其卓越，文章中不仅追溯古希腊和欧洲古典哲学的基础理论，还旁征博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等当代理论家的著作。她熟练地将西方前沿文艺理论运用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领域，并且从文学现象出发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批评、综合和延伸。

夏颂最具价值的理论创见是“原创性作者模式”（Attestatory Authorship）这一概念的提出。“attestatory”的拉丁语词根“attestor”意为“confirm”或“bear witness to” [18]，即“确认”或“见证”。夏颂据此创造了新的词汇“attestatory”来表示某种展示作家本人道德追求的署名写作。夏颂将“原创性作者模式”定义为“占主导地位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学表达模式”（the dominant, Confucian－inspired form of literary expression）[19]。在这种创作模式下，作家通常作为见证者和评价者进行叙事，他们的语言表述和主题的选择都试图反映自身的社会道德情操。“原创性作者身份”要求文人群体以文字的方式效忠于一套基于文本的基本准则，而作品中所有的感性、欲望和性爱都被统摄于这样一种高度寓言式的表达方式之下。夏颂利用这个概念来突出中国传统文学表达的情境性和社会性，并以关汉卿的情况为例，讨论了明代人借用元曲作者及其作品对“原创性作者模式”的重塑过程。元曲的“原创性作者模式”产生的吸引力，使之逐渐被纳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学经典范畴。以关汉卿的名义对散曲和杂剧的接受历史，揭示了白话体裁、浪漫表现和身份归属共同构成文人的新的自我情感和文学能力的过程。元明时期的传记编纂体例为关汉卿等社会地位不明的词曲作家和剧作家创造了向上的流动性，关汉卿的身份由《录鬼簿》中所记录的“太医院尹”，被文人同化为一位科举精英。尽管关汉卿除了散曲和戏剧创作以外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取得了可观的声誉。

“原创性作者模式”的概念是建立在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等对“作者”（author）的怀疑之上的。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认为应该解除对作者的期望以解放文本阐释。米歇尔·福柯则对“作者”“书籍”和“作品”的概念划分及其价值体系表示质疑。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取消了“作品”的概念并代之以“文本”。夏颂发现巴特和福柯之后三十年西方世界对“作者”的研究存在罅隙：“印刷术的影响、新大陆的探索、版权法的实施和新技术的兴起都引起了神权的消亡。”她进而从中国明代的社会状况反过来追问：“如果绝对神权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文学能力是精英地位的主要属性，如果印刷术在欧洲中世纪早期被引入，如果版权法（假如存在）被最低限度地执行，作者会呈现为怎样的形式？”[20]她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丰厚的文本遗产中可以找到作者理论的另一个出口。斯坦福大学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Liu）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提出中国诗歌领域中表达的对象被认为是人类普遍情感、个体情性才华或道德品质。夏颂不满足于这种表现式的作者理论，在鲁威仪（Mark Lewis）《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和克里斯托弗·康纳利（ChriStopher Connery）《文本的帝国》（The Empire of the Text）两部著作的启示下，她提出“原创性作者模式”这一概念来突出中国古典文学表达的情境性和社会性。在内涵和外延的划分上，她指出“原创性作者模式”可以运用于屈原及以后的诗词作品和戏曲小说作品的研究中，但元散曲则不适用于这一概念。夏颂对刘若愚理论的发展正回应了西方文学批评从审美批评到文化诗学的理论转向。

鉴于元代的戏曲文献的匮乏，明代戏曲选本的大量印刷和流传是元杂剧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夏颂用“复制性作者模式”（Reproductive Authorship）这个概念对明代元杂剧选本编辑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归纳和分析。“复制性作者模式”是“原创性作者模式”的相对范畴。在《欲望的戏剧》的第二章，“复制性作者模式”这一概念被用来捕捉晚明印刷文化中的一种基本情态，即最重要的创造性角色并非作品的真实作者，而是编辑者、出版商和评点者。李开先和臧懋循代表了不同的“复制性作者模式”：李开先有意识地为元杂剧设定了一套考察标准，即“辞意高古，音调协和，与人心风教俱有激劝感移之功”和“天分高而学力到，悟入深而体裁正”[21]等要求，与明代早期朱权、朱有燉等皇室戏曲作家和评论家的风教观念一脉相承；臧懋循则将自己的审美趣味隐藏于文本中，通过他编选剧目的顺序和内容对元杂剧作为文学文体进行了塑造。夏颂关于李开先、臧懋循的两个元曲选本的具体阐述已见上文，这里不再赘述。将编辑者、出版商和评论者的创造性地位置于作者之上的看法虽然未免矫枉过正，但从晚明文化语境来看，“复制性作者”们对元曲经典化的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依然值得更高程度的关注。

夏颂所谈的“杰出读者”（Uncommon Reader）这一概念基本继承了接受美学的阅读实践、隐含读者和读者反映批评等一系列理论架构，以王骥德和金圣叹对《西厢记》的创造性解读为核心，探究了晚明时期元曲接受中新的话语情态及其社会思想渊源，有力地补足了元曲接受史理论构造的关键环节。夏颂抓住“如何处理戏曲的浪漫主题和情色描写引来的‘淫秽’的谴责？”这一问题，透查《西厢记》在明中期以后四百年间的经典化情况和阐释史，夏颂以戏曲研究为基点勾勒出一条从明代到清代初年的社会观念的变革历程。

夏颂对《西厢记》的研究入于对具体版本的考释，出于对明清文化和“才命”命题的讨论，围绕着对“淫”这一属性的辨析的发展历程展开。《欲望的戏剧》的第三章“《西厢记》的版本、书籍市场和淫秽的讨论：王骥德、金圣叹与杰出读者的创造”[Xixiang ji Editions, the bookMarket, and the Discourse on Obscenity: Wang Jide（d.1623）, Jin Shengtan（1608－1661）, and the Creation of Uncommon Readers]以《西厢记》的流行为代表考察了明代中后期文人批判并利用元杂剧爱情戏的情况，并设想《西厢记》的非官方的精英读者群体。夏颂关注了王骥德和金圣叹二人对《西厢记》的阅读和阐释，并分析了这两个重要版本对“淫秽”阐释的异同。王骥德和金圣叹将戏曲接受的关注点从官方的认可转移到书籍和演出市场中，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书籍市场和戏院演出的商业性会有损戏曲原著的文学声望，他们依照文人的习惯以不同的方式对《西厢记》进行了阐释，以使这部杂剧文学精品免于受到“淫秽”的指责。

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开创了戏曲文献与情色相结合的模式，将理想读者定位到“博雅者”这一部分富有古典文学文化知识的精英阶层，试图通过刻意古雅的文学语言、令人生畏的训诂以及视觉和文本表现的优越标准来消除关于“淫秽”的非难。王骥德将元代作为他对戏曲表演的编辑和欣赏活动的合法背景，以文献学上所谓的“古本”对自己进行了授权。不同于李开先和臧懋循试图重新想象官方纯文学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王骥德抓住了早期的版本，使他的校注本《西厢记》呈现出更加私人化的色彩。王骥德的浪漫思想较之臧懋循对爱情戏的偏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让“才子佳人”模式走到了文化再生产的中心。金圣叹的点评本则以创建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知识谱系来构成对《西厢记》中情色书写的权威阐释。金圣叹不仅“恸哭古人”，更期待《西厢记》能够“留赠后人”。他创造了一个排他性的文学范畴，即“才子书”，这是一个以佛教的非二元观念应用到文学判断的范畴，把理想的读者纳入儒家父子关系或佛门师徒关系的同族社会纽带的网络中，而将“淫秽”从戏曲作品本身转移到低层次读者和负责演出的伶人身上。

《欲望的戏剧》将“原创性作者模式”“复制性作者模式”和“杰出读者贡献”三者相结合，构建了适合于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接受理论。田民在《北美中国学》相关章节中提及了夏颂的博士学位论文，认为：“西贝尔（夏颂）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用她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她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关汉卿的剧作，而且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元代剧作家的杂剧作品。”[22]《欲望的戏剧》之后的理论构建更是给元曲文本塑造了一套普适的接受范式。

夏颂对现有理论的吸纳运用不是刻意地生搬硬套，而是在文本的考察中丰富理论的内涵，在理论的探讨中彰显文本的意义。相对于文学实践和一般性的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的建构需要丰厚的阅读经验、清晰的逻辑思维、扎实的理论基础和锐利的批判眼光。理论没有终点，总要随着时代的车轮前进，而在文学文本的考证、分析和归纳之中，理论的思考是一个学者与时代之间精神联系的玉成和升华。

戏曲研究一直都是国际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随着国际汉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北美地区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东西方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下，北美戏曲学者展现出了异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思路。

从“想象中国”到“表现中国”，近年北美地区戏曲研究者既保持着西方汉学的分析思路，也以极高的热情去理解和阐释中国古典戏曲文化，正如郭英德教授所指出：“北美地区学者身居异域，不仅擅长运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古典戏曲，捕捉和审视中国学者习焉不察或置之不顾的学术话题，而且往往沉潜于‘中国趣味’，力求设身处地地探求这些学术话题的文化内涵。”[23]

美国学者夏颂从元曲的版本入手，以社会文化的视角阐释元曲的接受历程，考察元曲的创作、编选和阅读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创造性贡献，透辟地分析了潜藏在文本现象之后的社会与个人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完成了“原创性作者模式”“复制性作者模式”和“杰出读者贡献”三者相结合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化的理论建构。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理论界“文化诗学”的研究，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和进行。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领域，如何深入挖掘戏曲文献的文化意义？如何从文学和文化现象中提炼出理论规律？夏颂的学术研究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和路径。

（徐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原载《戏曲研究》第12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