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承应戏《太平王会》考论

十二出本《太平王会》是清代宫廷承应戏中的一部。[1]自其内容判断，该剧的创编是为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安南国王朝贺高宗八十万寿的承应之需，最初是万寿庆典承应戏。嘉庆时期，此剧曾在嘉庆十三年（1808）“八月十五日热河承应”[2]，剧中安南世子名作“清寜”（旁笔圈改为“福”）。吴晓铃先生旧藏中另有佚名抄本残本一部，为《太平王会》的前六出（第一出之首有残损），本中“清寜”改名“清福”，其他“寜”字却均未缺笔或改易，是知此本不避道光皇帝名讳，是嘉庆抄本，此抄本庆贺的是“皇后千秋”[3]，也就是说，嘉庆时期《太平王会》又被用为皇后千秋庆典承应。“清寜”在嘉庆十三年（1808）之后的嘉庆时期又被改为“清平”，入道光后，剧中 “寜”字缺笔避讳或改作他字，且“至晚在道光十九年（1839），《太平王会》中‘十天干十二地支’的角色及其数量安排已发生变化，改称‘十六神将’了”[4]。咸丰九年（1859）“旨，《太平王会》上改《万国嵩呼》”[5]，但剧作内容几乎未作改动（主要改动如：“淳”改为“顺”，十二出末尾的“王会全图”改为“万国嵩呼”等），此剧遂以《万国嵩呼》为名一直演出至光绪时期。

清高宗将平定安南视为“十全武功”之一。安南国王阮惠的“主动”入觐，不仅是有清一代罕有的外国国王亲自朝贡，更被视作“乾隆盛世”的重要表征。《太平王会》以《周书·王会篇》《尚书大传》《山海经》等经典中的世界图景为基本框架，将安南诸国朝贺中华当作主要叙事线索，以戏演礼，却能庄谐相间，是清宫承应戏中的上乘之作。《太平王会》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构成者，在屡次搬演的过程中虽多次经点窜，但乾隆朝面貌基本得以保存。同时期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也为探究其演出状况提供了线索。

《太平王会》以“王会”为名，并非偶然。“王会”之说，源自《周书》（后称《逸周书》）《王会篇》。宋王应麟《周书王会补注》：“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欲垂法厥世，作‘王会’。补曰：晋《舆服志》云：‘成王之会。’”[7]《王会篇》究竟作于何时向有多说，但篇中所叙的是周初“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8]“周初大会同之礼”[9]，描画的是四方“咸会于中国”[10]却是共识。

乾隆帝以圣主自期，希图成不朽之功业，比肩三代之明君。四方围拱、万国来朝、重现周天子王会盛况，一直是他渴求的目标。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初一日传谕傅恒：“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着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11]这些服饰绘图后来被编为《皇清职贡图》，高宗《皇清职贡图》题诗中也有“西鲽东鹣觐王会，南蛮北狄秉元辰” [12]之句。乾隆二十二年（1757），高宗又将理藩院下属“宾客司”改名“王会司”：“《会典》顺治十八年，理藩院设四清吏司，曰录勋，曰宾客，曰理刑，曰柔远。乾隆二十二年，改录勋司为典属，改宾客司为王会，柔远后司为旗籍，前司为柔远，又增设徕远司”[13]，“王会司掌朝贡、会盟、聘享、武备诸政” [14]。可见其对“王会”的执着。

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高宗八旬万寿，“内外臣工，情殷祝嘏，吁请举行庆典，用抒庆忭之忱”[15]，高宗向以“不及恭庆皇考六旬暨圣母皇太后九旬为憾”[16]，虽告诫臣下庆典要戒靡崇俭，仍举行了牵动海内外的盛大庆典：“朕本年八旬万寿，寰宇胪欢，薄海内外臣民，咸深庆忭。即在属国藩封，或亲赴阙廷，或遣使叩觐，无不竞趋王会，抒悃祝厘。”[17]高宗一方面说庆典须从简、只循常例即可，另一方面却胪列了前此三朝的庆典演戏情况：“即如所演大庆戏剧，原系皇考恭祝皇祖万寿旧本。从前圣母皇太后五旬、六旬、七旬、八旬万寿庆节，朕屡加增改，彩舞称觞。现今皇子大臣等，虽有进呈乐章，以其词过颂扬，亦止节其靡文，并未加之润色。”[18]实是明告天下，其八旬万寿不仅要演戏，而且要演特为庆典新编的戏曲。大肆宣扬“吾皇柔远恩非小，来王来享德治昭，喜把这王会全图一幅描”（《太平王会》第十二出）的《太平王会》，便是应“圣意”而创编的活的职贡图。

《太平王会》以“王会”为名，以成周之会为天下图景，将上古传说与乾隆时事相融，颂扬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为高宗贺寿。剧中最主要之朝贡国有四，分别是越裳国、稷眘国、白民国、灵长国，均可在《周书·王会篇》《尚书大传》《山海经》等成周之会的载记中觅得，见表1。

表1　《太平王会》与“成周之会”诸国关系表

因特为安南国王朝觐而创编，剧中用“越裳”代指安南，借以比附成周之会赞颂乾隆帝“治礼作乐，天下和平”[28]。稷眘国，《王会篇》作“肃慎”，“其俗无衣服，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木生皮可衣也”[29]，传统上又有视肃慎为满族等东北民族祖先者。剧中对稷眘国的描述大部分取自《周书》《山海经》，但建国海南、越裳分派则是新增的内容。白民、灵长二国构成了越裳世子朝贡途中的姻缘双线。白民国《王会篇》有之，《山海经》等对其描述时多涉长寿；“灵长国”之名不见于《周书》，却与《山海经·海外南经》中“不死民”“不死国”相似，国名改为“灵长”或因寿诞庆典上“死”是忌讳；两国在扮相上一白一黑，相反相成，增喜添庆，也当是为了扣合祝寿的目的。

《王会篇》描述的诸方朝周，传统上又称 “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从先秦至清末，一直具有多重性特征，如同心圆般层层向外延伸而又紧密相连。其核心层是中央与地方的朝贡关系，主要通过地方向中央交纳土贡来体现；中间层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关系；最外层是中外朝贡关系（明清时期又分中国与属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朝贡关系）。[31]

朝贡戏在清代并不稀见，但以“太平王会”为名者却仅出现在阮惠入觐时，显然与高宗的坚持有关。在对外关系中固守朝贡制度，宣扬清政府统御下的“华夷观”，虽然达成了高宗本人盛世圣主的夙愿，却也令“老大帝国”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契机。

《太平王会》有一个很反常现象，那就是有两个“越裳”背景的国家：一个是“居海外南国”（《太平王会》第二出），“始祖朝于陶唐，次祖朝于周室”（《太平王会》第二出），而国王将朝贡清朝的越裳国；另一个则是“建国海南，越裳分派”（《太平王会》第二出），与越裳同宗的稷眘国：“岂不闻取衣雒书，则稷眘识受命之兴；海不扬波，则越裳知圣人之德。”（《太平王会》第一出）“越裳”为古南海国名，明清时期常被用为安南[清嘉庆七年（1802）后，安南改名越南]之代称。《太平王会》之所以会有两个“越裳”，与当时安南国内阮代黎兴的政权更迭直接相关，“越裳”代指阮氏西山朝，“稷眘”则指原来的黎朝。

乾隆中晚期，安南国内动荡加剧。安南黎朝实际受权臣黎氏把持，但广南地区又发生了西山起义，阮岳兄弟之“新阮”替代“旧阮”，统治范围日渐张大。最初，清廷持“不治夷狄”的态度，对此未作干涉。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黎维祁的母后阮玉素等王眷被西山军追杀，逃至广西边界；十二日在广西龙州斗奥隘要求入境避难，后被接入中国。在黎维祁的乞求下，六月十九日高宗下旨：“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矣。”[32]高宗宣称“兴灭继绝字小存亡之道，是以春秋伐叛之义，向阮文惠声罪致讨”[33]，八月二十八日两广、云南等地的清兵集结，时任两广总督孙士毅令广西总督许世亨等出兵安南剿灭西山“逆贼”阮岳、阮惠兄弟。孙士毅“以八千名进剿，号称十万”[34]，于十一月二十日率清军收复安南国都黎城。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南国王黎维祁奏谢天恩“伏乞大皇帝准臣趋赴京阙，瞻仰圣颜”[35]；黎维祁启用王印后正式进呈表文再陈“驰北阙以倾葵”[36]之愿。孙士毅奏折称：

该国王遵一定仪制，望阙行礼，恭具谢恩折，交到臣处，并据吁请，部署稍定，亲自赴京，叩谢圣恩。臣谕以乾隆五十五年恭逢大皇帝八旬万寿，再行趋赴阙廷，敬申祝悃。该国王折内尚系恳请即赴京师。[37]

黎维祁为感谢清廷继绝扶危之恩，拟即赴京，孙士毅等人则提议其改在八旬万寿入京。这个建议深简帝心，高宗马上下谕：

又据奏，黎维祁袭封后，请即赴京师谢恩等语。如阮惠等业已擒获，该国王无内顾之忧，即令其将国事略为安顿，俟五十五年亲自赴阙谢恩，恭祝万寿。……此事就孙士毅奏到情形而论，蒇功全局，已有八分。明岁新正重华宫联句，已将此事命题，特一并谕知。[38]

高宗认为黎维祁亲自朝华八分可成，却将此事用于来年正旦重华宫联句之题，必成之志昭然若揭。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黎维祁无能残暴、一味报复，孙士毅讨伐阮惠节节失利。嗣后阮惠虽攻下黎城，但统治地位并不稳定，“阮文惠如欲号召国人，辑绥镇抚，必须仰仗天朝封号，经由天朝的承认与册封，正名定分，取得合法的地位，因此，阮文惠屡次遣使乞降请封” [39] 。高宗基于“安南蕞尔弹丸，天朝若调集大兵，分路进剿，原无难立时荡平。但调集大兵，深入进讨，不特劳我师徒，而该国人众，罹于锋镝”[40]，“安南地方水土恶劣，瘴气甚盛，实不值损我师徒”[41]等考量，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接受阮惠“投降”，又要求阮惠（向清投诚后改名“阮光平”）在八旬万寿时亲自入京：

但非亲身诣阙请罪乞恩，仅遣尔侄阮光显随表入觐，遽思仰邀封号，天朝无此体制。尔既未列藩服，所有贡物，亦未便收纳，着仍发交领回。如尔必欲输诚纳款，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届朕八旬万寿，维时距今又越年余，尔国内亦当安集，尔即可禀知督臣，亲自赴京吁恳，以遂瞻云就日之私。[42]

阮惠如果于明年万寿前亲自来瞻觐，大皇帝必格外加恩，或即予以王爵，子孙世守安南。[43]

乾隆帝期待成就文治武功、达成天子之会，但在安南国王朝见之前，有清一朝尚无外国国王赴华，其外交成就未能比肩前代（明代有多位国王亲自朝华），耄耋之年的高宗亟望安南国王可以亲来朝贺，以增其全。最初意欲朝华的安南国王并非西山朝阮惠，而是黎朝旧主黎维祁。孙士毅兵败之后，安南国王入觐之事顿成泡影，但阮惠乞降又让高宗看到了希望。在清廷屡次许以不令黎维祁回安南、马上册封阮氏后，阮惠恳请入京瞻觐。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二十二日，阮惠被册封为安南国王。为使阮惠安心入华，黎维祁被剃发易服解送北京，编为汉军旗下佐领，剧中当是借稷眘国（肃慎在辽东一带）暗指此事。由此，《太平王会》剧中也就有了两个越裳共贺圣寿。“安南自宋朝初年丁氏领有其地以来，其国王从未有来华诣阙者，阮光平躬诣京师祝厘展觐，无论为其自请，或清廷授意，究属创举”[44]，高宗的“十全武功”“王会全图”也被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明清时期的宫廷戏曲往往具有礼乐性质，《太平王会》亦有礼乐职能。阮惠受封后，“自思无可报称，惟有于来年三月间，亲自进京，恭祝大皇帝八旬万寿，叩谢莫大天恩”[45]。高宗对于安南国王、使团觐见仪礼用心甚深，搬演戏曲亦是宾礼的重要组成，此前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光显使团朝见时便安排了看戏：

（五十四年七月戊申）本日阮光显等来至行在，适值开宴行贺之期。瞻觐行礼后，即令其随同蒙古王公、文武大臣后，入座观剧。[46]

（五十四年八月辛未）本年安南阮惠，遣陪臣阮光显赍表乞降。所有经过沿途各省，该督抚等俱演剧筵宴，赏赐优厚。又上年缅甸遣头目孟幹等，投诚纳款，其经过地方，各督抚亦曾如此优赍。原因远人初附，以遂其瞻觐吁诚。明年阮惠欲亲行入觐……其经过沿途各省督抚等，虽当照例备办，一体优待，但……不必过于丰美，踵事增华。[47]

阮光显在热河观剧的情形曾被绘成《弘历热河行宫观剧图》（亦称《清乾隆时代安南王阮惠遣侄光显入觐赐宴在热河行宫福寿园之清音楼观剧图》[48]），对阮惠之入觐，高宗显然更为重视：

着传谕福康安，照会阮光平：以大皇帝万寿在八月十三日，伊若进关太早，到京未免多住时日。恐其国内事务繁多，无人照料，不妨略缓起程，只须计算日期，总于七月二十以后到京，俾随同王公大臣及外藩人等同伸庆祝，瞻仰王会之矞皇，宫阙之壮丽，庶阮光平得睹生平所未见，更足以坚其向化之诚也。[49]

阮惠最终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十一日抵达热河，“在以后的近40天内，乾隆帝召见、赐宴达28次之多，而且对阮光平及随行人员大加赏赐”[50]。《太平王会》在高宗八旬万寿期的演出，兼有祝寿与宾礼的双重功用。此剧初演时间的直接载记今难觅知，但参与过庆典的朝鲜史团副使徐浩修，曾对当时的演剧情况进行过记录，见表2。

表2　徐浩修《燕行记》载乾隆八旬万寿演剧情况一览表[51]

朝鲜使团此年抵达热河行宫是在七月十六，“是月有七筵宴，而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已经三宴，余等自第四宴始与焉”[52]。也就是说，此年七月在热河行宫共有7次大型宴会和戏剧演出。安南国王十一日朝见乾隆帝，当是参加了6次宴会。自徐浩修所记又可知，热河演剧定例是自卯正至未正搬演16出庆典承应折子戏，与《太平王会》12出演一个故事不符；另因阮惠来朝的标志性政治意义，《太平王会》应在北京的万寿庆典活动中演出。

八月高宗还京后，万寿庆典正式拉开帷幕。乾隆帝寿诞在八月十三，万寿与中秋合庆演戏十日，“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十五日止。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53]。由于八旬庆典格外隆重，北京的庆祝从八月初一至二十持续了20天，戏曲演出次数也大大增加。八月初一至初六，圆明园清音阁大戏楼演出了《西游记》题材的连台大戏《升平宝筏》。《升平宝筏》全剧10本，清中叶宫廷承应时日演1本，徐浩修所记的演出时长（卯时至未时）与之相符，演出六日当即6本。考虑到切末服饰等的搬运难度，其余4本的《升平宝筏》也应是在圆明园演出。初七至初九未设戏；十一、十二、十五未记录。初十、十九分别在紫禁城及圆明园设“九九大庆宴”，演出的都是十六出。八月十三日万寿当天，因朝贺演戏缩短，在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演十二出。二十日清廷回赐朝觐国演出的是布裤伎及各国伎艺。另据乾隆朝《活计档》：“今为本作于八月初一日起，在同乐园预备《升平宝筏》戏六日，初十日预备寿戏一日，十三日在宁寿宫预备寿戏一日，于十九日起至二十一日，预备三日。”[54]两则材料可相互参证。

在万寿与中秋之间的八月十四，徐浩修却仅简短记录了其南馆活动：或是他未能参加当天的庆祝活动，或是他出于某种原因不愿记录。徐浩修在《燕行记》中多次表达对安南国王的蔑视与不满，又记和珅之子丰绅殷德等人言“安南人决不可深交”[55]，若当天活动专以安南为重点且演出了《太平王会》的话，则他刻意未记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使团以补祝高宗八旬万寿的名义入华，清廷搬演朝贡戏《四海升平》也是在八月十四。[56]综合来看，《太平王会》最可能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十四的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首演。

而这部礼乐性质的剧作，本身也包蕴了大量礼的内容：

今当朝觐天颜，进献之物，可曾装载好了么？……【普天乐】庆皇朝方见皇居壮，俯躬屏息螭头上，祝圣天子福寿绵长，九叩拜莫慌，听呼拉哈番唱。……天朝大皇帝升殿，众臣行礼，俱听赞礼官喝礼，拜跪俱有节次。……到了天朝，进了贡，大皇帝还有多少赏赐哩。……那玉如意、瓷花瓶、玻璃碗、绫罗绸缎，数说不尽。……蟒缎，千万带回来，与为父的作件朝服。……你们朝见之后，必有筵宴，还有多少杂技热闹、舞大灯、花炮盒子、大烟火。（《太平王会》第二出）

下官礼部会同馆大使是也。下官理藩院王会司郎中是也。今有越裳氏等海外三十二国重译来朝，恭祝圣主万寿和庆良辰。昨日俱已到齐，今日早朝已经代为题达。奉旨，命我等带领众国王在此排班演礼。……（海晏等同白）我等只因祝圣情殷，连宵趋赴，喜得昨日已到御园，蒙圣恩知我们外番不谙仪礼，今日齐集御园，排班演礼，明日朝贺。……（大使、郎中白）奉旨，命众国王在此演礼，拜跪须要齐集，不可错乱。（众番王白）领旨。我等须要恭敬，将贺表一起陈奏一遍。（大使白）赞礼官喝礼。（赞礼官白）众国王排班。（众国王归班，赞礼官白）跪，山呼。（众白）万岁。（赞礼官白）山呼。（众白）万岁。（赞礼官白）齐祝山呼。（众白）万万岁。……（礼部尚书上，白）旨意下。……（各国王白）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平王会》第十二出）

清代外藩朝贡、朝贺皆有严格的礼仪要求，乾隆帝八旬万寿典礼及安南国王入贡也均有一定的礼制以供遵行。上述情节中涉及的番国纳贡、习礼演礼（排班、朝见）、筵宴、赐予等内容，皆与《大清会典事例》的仪注一致。

礼仪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重要组成与表征，“向皇帝进贡是承认世界秩序的适当礼仪。朝贡承认的不仅仅是（甚至不一定是）中国的优越文明，而是文明本身，它的顶峰是皇帝，他作为天子，是人类社会与宇宙之间的结合点，觐见皇帝时需要通过恭行朝贡礼仪来表示承认这些基本原则”[57]。在戏曲中表现朝贡礼仪是宫廷戏曲的特有现象，清朝宫廷舞台上以戏剧的形式演礼，彰显了清朝对朝贡制度的坚持。而像《太平王会》这样以某国的朝觐活动为核心创编，又在该国朝见时演出的戏剧，在明清时期都十分罕见，是宫廷戏曲礼乐职能的典范。

《太平王会》中提到的玉器、瓷器、玻璃器、丝绸等，皆是乾隆时期常用的回赐物品。被刻意强调的蟒缎、以蟒缎做朝服的细节，则是扣合阮惠朝觐途中的“衣冠要求”而来：

据称阮光显等回国过粤时，曾言爱内地蟒袍华美，为生平所未见，在京购买数件，又于湖北汉口，置买带回。今该国王复呈寄式样，请织交龙蟒袍，以为朝燕之服。外藩羡慕中华黼黻，婉言声恳，自当遂其所请，赶办发往等语。……因伊侄阮光显回国，见带回内地蟒袍华美，禀请制造朝燕之服，以为章身之用。但内地蟒袍料，不可改作汉衣圆领也。……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赐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欢跃。[58]

清廷对外国朝使的衣冠并无改易清制的要求，“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59]即可。福康安奏折中也只提出阮光显等人爱内地蟒袍华美，请求清廷协助织造蟒袍以在朝觐时穿着。高宗在明知安南朝服为圆领（明制）的情况下，提出若安南国王果欲改易清朝服色将会加恩殊赏，后来得知“阮光平寄来蟒袍式样，系汉制圆领一折”[60]时，又说“朕披阅之下，因文会意，一时以为在汉口置买蟒袍，断不能改圆领，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有到热河后随众更换中国衣冠，并表其恭敬之意，是以降旨询问。殊不知与该国禀请情形互异，竟似有强其改换之事，则错矣”[61]，最终赐给阮惠黄金鞓带，以隆礼示荣宠。然而，在阮惠抵达热河后，高宗却再赐“蟒缎袍五……玉带、金带各一，金帽五……红宝石顶三眼花翎凉帽一，黄马褂衣袍一副，金黄带荷包全副，四团龙补服金黄蟒袍一副，纬帽一，珊瑚朝珠一盘”[62]。七月十六，安南使团献《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并请求改换清朝衣冠朝见，以实际行动响应了高宗的期待。阮惠陪臣潘辉益“同风千古衣冠制，奇遇连朝指掌谈” [63] “执玉位同王会列，邻香情在御筵谈”[64]等句，便是咏其事而作。

葛兆光评价阮惠改易服色说：

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但在古代东亚来说，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 。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由于大清帝国是由满族建立的，所以，国内很严峻的政治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要靠统一穿着满服，才能在表面上得到解决，而国际上很麻烦的朝贡关系，则要靠允许外藩穿着本国服装，来化解文化认同的冲突，或者要借助内属穿着大清衣冠，来表示政治上的臣服。[65]

服色，是统治秩序最外在的、直观的体现，也是礼的重要组成。清廷在外交中积极诱导、促成阮惠改易清朝服色，对内、对外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曾经被明朝视为“夷”的建州女真，在成为新皇朝的统治者之后，自居为“华”。以清朝为中心的新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已然确立，但朝鲜、安南等国朝贡时却仍着明朝衣冠，这显然是高宗耿耿于怀的。《太平王会》以蟒缎朝服替换树皮衣服的细节，影射了安南国王改换衣冠，意欲凸显的是外国对清朝文明的仰慕、对朝贡制度的臣服。

乾隆时期朝华的是否为阮惠本人，一直存在争议。《清史稿》以为“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66]，《大南实录》则称“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使之代”[67]。但无论是阮惠亲至，还是其亲属冒替，安南国王亲自入觐之名都已达成。“瀛藩入祝值时巡，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祇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千春”[68]，对清高宗来说，“王会”的夙愿已经实现。高宗爱戏曲，内外皆知。阮惠入华前亦曾预备庆祝万寿词曲，命乐工演习以在朝觐时呈献，“今阮光平所进词曲十章，俱系词阕，尚无不合体例，且其随带乐工演奏，希冀列入太常”[69]；清朝则特为安南国王编演了《太平王会》。戏曲，在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太平王会》以轩辕黄帝开场，颂赞“四千五百余年以来，今日复睹羲皇盛世”（《太平王会》第一出），“越裳诸国重译来朝，真乃千载未逢之盛典”（《太平王会》第一出），又令元夷苍水使者以玉册、宝剑授越裳世子呈献，等等，讴歌了高宗的盛世成就，当年《太平王会》的演出场面想来必然是盛大精彩的。然而，这一时期世界秩序已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太平王会》的剧名，还是剧中对朝觐礼的再现，遵循的都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旧观念、旧制度，“他（乾隆帝）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与先进性”[70]。

（王春晓，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副教授；原载《戏曲研究》第12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