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剧选本之“选”与比较研究（1880—1949）

郑振铎1927年于《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戏曲的选本》一文，在讨论戏曲选本具有文献、演唱、阅读等层面的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关于中国戏曲选本研究的基本范式：“为了要使大家更明了这些选本的性质及内容，为了要使大家知道得更清楚些，三百年来剧场上演剧的变迁与所演最多的是何剧，及何剧的某某几出起见，今特将《纳书楹》《缀白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谱》《集成曲谱》五书，以原剧名为纲，列举其所选各剧中之各出名于下表。”[1]

可见，在众多戏曲选本中，选择较具时代典型与文献典型代表意义的数种选本，进行纵向列表梳理，进而考察“三百年来剧场上演剧的变迁”，即是选本之“选”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定向选择的纵深时间维度比较研究方法，的确是中国戏曲选本流变研究的重要渠道，因此得到其后相关研究者的借鉴与继承。然而，历史发展在有纵深流变的同时，也有横截时段的共时稳定；因此，对于同一时段选本间的横向共时比较，也是戏曲选本研究需要把握与考量的方向。下面，我们就从不同时段京剧选本流变的纵向比较与同一时段选本之间的横向比较两个维度，展开关于选本之“选”的比较研究。

中国京剧选本的纵向发展是指建立在不同时段上的阶段性特征演进。作为选本，有关它们选录剧目内容的流变则是纵向发展的具体体现。

（一）样本选择与频率统计

关于中国京剧选本纵向发展流变的研究，我们依然采用郑振铎的经典研究范式——选择其中较具时代典型和文献典型代表意义的数种选本，进行列表统计与频率分析。

一般而言，清光绪六年（1880）安庆竹友斋刊刻的《梨园集成》是现存可见京剧选本研究的起点[2]，因此以其作为纵向发展的样本选择起点颇具典范意义。其后，《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清末石印本，12册）与《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1912年石印本，10册）；《戏考》（1915—1925年上海中华图书馆本，40册）与《新编戏学汇考》（1929年上海大东书局本，10册）；《京剧大观》（1946年上海书店本，4集）与《戏典》（1942—1948年上海中央书店本，16册）等6种选本，分别代表不同历史阶段京剧选本的典型样貌。因此，我们根据选本类型（剧选）以及收剧数量“求全”等统一标准，将这6种选本作为频率统计的样本，对其进行列表分析。

表1  中国京剧选本选篇频率统计表——以《梨园集成》为起点

关于表1，需做几点说明：（1）《梨园集成》所收剧目48种排序方式与剧目题名按照选本正文目次进行录入。（2）《梨园集成》所收剧目包括许多全本戏，后在流播传承中，被分作多个折子。因此，凡属于《梨园集成》全本戏中的一折，皆作收录；并以其中与《梨园集成》剧目题名最为接近的一折作为代表，余不赘录。（3）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历程之中，因文献传承、目录编纂甚至官方禁戏等带来的一剧多名现象较为常见，其中以京剧等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曲呈现出的一剧多名问题更为普遍[3]，为了保留选本文献流变过程中的本原面貌，我们仍以具体选本所收题名为准。（4）《梨园集成》所收部分折子戏本，可能存在与其剧情密切相关的“前本戏”或者“后本戏”，但是这些戏本内容与《梨园集成》所收戏本并未发生重叠，因此不予计算。

（二）选录结果与比较分析

《梨园集成》是在戏班老板李世忠的主导下，依据“遵班雅曲”的标准汇集而成的早期京剧选本代表。所收48种剧目是清咸丰、同治及光绪初期京剧舞台常演剧目的综合反映；这些剧目在场上搬演的流播传承样态，可以通过样本选择的6种选本及其频率统计作出基本勾勒。

由表1可知：《梨园集成》48种剧目中得到其后不同时段的6种选本全部选录的仅有4种，分别是《鱼藏剑》《薛蛟观画》《沙陀颁兵》《斩黄袍》，入选比例约占《梨园集成》收剧总数的8%。其中《鱼藏剑》1种原为连台本戏，整本包括《楚宫恨》《战樊城》《文昭关》《浣纱记》《鱼藏剑》等10余个折子，而在具体流播之中，6种京剧选本选录频率最高的是《鱼藏剑》《文昭关》《战樊城》3折，无收录全本《鱼藏剑》的情况。关于这种选录结果，可以看出：

一、从入选比例来看，《梨园集成》48种剧目中仅有4种得到全部选录，不足全数的十分之一。这种比例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梨园集成》中的确有一批优秀剧目历经不同历史阶段而得到连续性继承；其二是《梨园集成》之后，中国京剧的剧目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因此其后的京剧选本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在随之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了《梨园集成》所收剧目入选频率的降低。而在这一层面，也能说明中国京剧的舞台演出在不断繁荣发展。二、从选录结果的剧目类型来看，《鱼藏剑》《薛蛟观画》《沙陀颁兵》《斩黄袍》4种皆是以生行为主，且为偏于老生门类的优秀剧目典型代表。《鱼藏剑》中的伍员、《薛蛟观画》中的徐策等皆由老生应工，不仅是余三胜、程长庚、汪桂芬等人的擅演角色，而且成为此后京剧老生行当的代表性形象，从而在各个阶段的京剧选本中能够不断得以入选。三、从剧名的演变角度来看，一剧多名现象在京剧选本中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多方面原因。《鱼藏剑》的一剧多名是全本戏到折子戏的分化，《闹江州》的一剧多名是为躲避官方禁戏查缴，而从《薛蛟观画》到《举鼎观画》的演变则显示出行当发展重心的迁移——由突出小生薛蛟到并列“举鼎”与“观画”两个核心关目，潜在反映出老生角色徐策戏份的不断加重。

入选频率次高的剧目5种：《骂曹》《南阳关》《回窑》《探母》《走雪》。它们在6种选本中皆有5次入选，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入选频率最高的《鱼藏剑》等4种相等同，因此可将这9种剧目的入选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首先，入选频率次高的5种剧目有一共同特征——基本是以老生应工的剧目为主。这种特征既解释了它们得以连续入选的原因，又反映出老生行当经典剧目不断传承延续的内在逻辑链条。

其次，在9种入选频率较高的剧目中，《回窑》《探母》《走雪》3种可以单独归为一类。它们的不断入选，表现出生旦合演类型剧目的发展，其中生角仍以老生应工为主。生旦合演剧目的入选呈现出京剧行当发展逐渐趋向平衡，此类剧目的入选越到后期越是稳定，尤其是在《戏考》及其以后的京剧选本之中不断得到巩固与稳定。

再次，《回窑》改作《汾河湾》与《探母》改作《四郎探母》的剧名演变现象值得关注。《回窑》又作《薛仁贵回窑》或《打雁进窑》等，但是《汾河湾》使用最广。出现这种变动的原因有二：其一，“回窑”与“打雁”系列行为皆由生角薛仁贵完成，这种题目方式虽然凸显了剧情主人公一方生角薛仁贵的主要行为活动，但却忽略，甚至完全遮蔽了同为剧情主人公的另一方旦角柳迎春的戏份。从当时戏单广告的题名来看，这对旦角演员是有失公平且难以被接受的。改名《汾河湾》，不仅避开了这一难题，而且以剧情发生地为名也照应了小生薛丁山的存在。其二，与薛仁贵故事系统极为相似的还有薛平贵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系统的京剧剧目中亦有“回窑”关目，且在“回窑”之前还有《平贵别窑》《探寒窑》等剧目来重点表现窑洞。因此，单就剧名“回窑”来看，主人公既可以是薛仁贵，也可以是薛平贵，改作“汾河湾”即可区别于“武家坡”。《探母》亦是如此，改作“四郎探母”既可突出生旦合演，又可区别于“八郎探母”。

最后，以《鱼藏剑》等为代表的9种剧目基本代表了《梨园集成》48种剧目的整体入选频率，同时反映出了中国京剧选本选录剧目的大致趋势。

相对入选频率较高的9种剧目，《梨园集成》另有16种剧目遭到其后所选样本的6种京剧选本的一致摒弃。这项数量几乎是入选频率较高剧目数量的一倍，反映出京剧舞台剧目更迭迅速的特点。这种更迭迅速，一方面说明京剧飞速发展、大批新的剧目不断产生，从而使选本的择录范围随之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也说明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使得部分剧目在历史发展中遭到摒弃。

这些遭到摒弃的剧目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可对这16种剧目作如下分类比较研究。

一、大批遭到淘汰的剧目皆是剧情内容前后连贯、完整统一却又难以拆分的全本戏，如《双义节》《蝴蝶媒》《因果报》《碧尘珠》《红书剑》5种。它们需要从头至尾连贯搬演才能进行完整叙事，而又缺少独立精彩的场次能够自成一折，在以折子戏为主的背景下，自然遭到摒弃。二、部分剧目完全承自同名题材小说，缺少新意。如《百子图》取自《封神演义》，《珠沙印》取自《反唐演义传》，所用关目冷僻，搬演效果欠佳，甚至唱词念白与小说对话严重雷同，自然遭弃。三、部分剧目剧情单薄、表演单调。如《药王传》《红阳塔》2种，不仅剧情关目过分简单，而且角色配置失调，因而难以传承。四、部分剧目演出频率极低，因此被以舞台演出为标准的京剧选本所遗漏。如《火牛阵》《反西凉》《秦琼战山》《临江关》4种。五、《桃花洞》《天开榜》《观灯》3种虽在京剧中失传，但在其他剧种中得到发扬，如《天开榜》在评剧《狄仁杰赶考》中大放异彩。[4]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处于中间状态的23种剧目，可以分作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只被《戏考》选录一次的剧目，包括《闹天宫》《摩天岭》等12种。它们仅在《戏考》中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戏考》作为选剧数目最为丰硕的京剧选本之一，全面呈现了当时京剧舞台上可能出现过的剧目，因此，《梨园集成》中70%以上的剧目都曾得到《戏考》收录。二是这些剧目演出频率已经极低，部分剧目只有折子戏得到保存。第二种情况是选录至少两次，并被《戏考》之外的其他选本收录，如《烧棉山》《祭风台》等11种。它们反映出入选频率处于中间状态的剧目情况，如全本《祭风台》包括《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数个折子戏虽常被选录，但又不及《鱼藏剑》等老生一人独挑大梁的经典剧目，因此入选频率相对降低。

综上，我们根据样本定量的选择与比较，可以分析出中国京剧选本选录剧目的基本走向。按照统计规律，去掉两个极值——《戏考》选录数目的32种与《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选录数目的8种，其余4种选本选入剧目的平均值为11种，约占《梨园集成》收剧总数的24%。这种结果可以视作以《梨园集成》为代表的早期京剧选本在纵向历时发展流变过程中，得到最终传承发展的剧目比例的基本情况。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最终保留下来的剧目皆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品，甚至成为中国京剧发展过程中任一阶段的代表剧目。从中也可看出中国京剧选本对于剧目历时发展流变的重要记录作用与综合呈现情况。

中国京剧选本在纵向历时发展的同时，在横向某一时段则又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共性。这种稳定共性包括选本文献形态与选篇剧目组成两个方面：选本文献形态方面的阶段特征主要体现在印刷出版等外在形式上，选篇剧目的组成主要涉及京剧选本的内容方面。下面我们仍以先作样本选择与频率统计，后进行选录结果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京剧选本横向共时时段具体选篇剧目的组成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频率统计

1949年以前，中国京剧选本的发展历经了四个阶段：发生（1790—1880）、新变（1881—1914）、鼎盛（1915—1935）、延续（1936—1949）[5]。相对而言，新变阶段（1881—1914）的“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系列选本在地域生成、文献形态、类型方式等层面呈现出的稳定特性最符合中国京剧选本横向截面同一时段、同类选本比较研究的选择范围。

新变阶段的京剧选本横跨清末民初，因此在进行样本选择时，需要分别照顾清末（1881—1911）和民初（1912—1914）两个时段。清末以《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十二集》（上海集成图书公司，京调41种）、《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清末石印本，京调50种）、《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十集》（清末石印本，京调44种）为例；民初以《中华民国共和班京调脚本》（1912年石印本，京调50种）、《中华共和梨园界京戏脚本十二集》（上海改良小说书局1914年石印本，京调48种）、《中华新剧京调名角脚本十二集》（民初石印本，京调46种）为例。各选3种，共6种，以便考察清末民初中国京剧选本剧目选录的基本样态。

应该指出，“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系列选本虽然多由署名上海的书局印行，但是当时许多上海的出版书局都在北京设有分支机构，且这批选本皆以“京都”为名，因此更宜将其视作北京京剧舞台剧目的情况反映。表格如下：

表2  “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系列6种选篇频率统计表

（续表）

需要说明的是：一、所列6种选本及其选录剧目的排序按照选本出现的先后进行，以期在展现中国京剧选本横向发展的同时，也能观照其纵向演变的规律。二、剧名皆以正文题名为准。三、部分选本将一种剧目分作前、后或者上、下两本，我们仍以一本为计。

（二）选本之“选”与市场导向

清末民初的京剧发展趋于成熟稳定并且逐渐繁盛，以“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为代表的京剧选本在选录篇目方面呈现出两种特征：整体入选篇目稳定与局部新见篇目不断递增入选。这既反映出中国京剧选本在横向共时发展时段中的相对稳定的审美形态，又反映出中国京剧选本在共时稳定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发展了更多新剧目入选的状况。

所选6种选本收剧107种，选录统计结果如下：入选6次0种，入选5次19种，入选4次12种，入选3次12种，入选2次30种，入选1次34种。最能直观反映选录统计结果的便是入选频次，其中两端极值更具分析价值。107种剧目中被6种选本同时选录的剧目篇数为0，但是仅有1种选本选录的却有34种，占统计总数107种的32%。这种比例反映出中国京剧选本在相对稳定的横向共时发展时段中，反而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可从这34种只被选录1次的剧目入手分析。

由表2可见，《中华民国共和班京调脚本》是迥异于其他5种的特殊选本。该书封面作《绘图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说明它与另外3种产生于清末阶段的京都三庆班京调脚本在署名方式上基本一致；但是因为产生时代背景发生重要变化，所以封函又作“中华民国共和班京调脚本”以示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是表层的命名方式，更是具体选篇剧目的变化。这种同属于“三庆班”系列的选本，因由时代政治的变革——由清代入民国——而带来具体内容的重新组合，反映出以京剧选本为代表的文化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另两种民初的京剧选本中有13种剧目是清末的3种选本所未曾收录的，在这13种剧目中有5种与《中华民国共和班京调脚本》所收重合，其余8种均被《中华共和梨园界京戏脚本》与《中华新剧京调名角脚本》收录，并且《中华共和梨园界京戏脚本》与《中华新剧京调名角脚本》所收剧目完全重合。因此综合来看，1912年以后的“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3种与清末的同类选本在选录篇目方面有较大区别：以清末和民初两阶段进行比较，1912年以后的3种选本共有39种剧目是此前另外3种选本所未收录的，其中《中华民国共和班京调脚本》即有26种是其他5种选本所未收录的。可见这些处于同一阶段相对稳定的京剧选本实际在不断发展更新，且速度较快。

而同被6种选本全部选录的剧目篇数为0，这在另一极端反映出横向截面同一时段的同类选本反而在选录内容上极力凸显自身的独特性，以免与其他选本重复。这种自我创新与突破，是相对稳定阶段内的京剧选本在有限的剧目总量中，依据一定原则进行选择并不断重新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只是京剧选本呈现出的目录顺序或版式安排问题，核心问题则是，在有限的剧目总量中该选择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这才是选录过程中最为关键之处，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心——选本之“选”的问题。“选”的问题是选本之所以称为“选本”的根源所在，需作如下探讨：

该选择什么和为什么选择，是关于选本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就中国京剧选本而言，脚本实录是其唯一贯穿始终的标准与理念。而在此标准理念下，最终起到深刻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作用的则是舞台搬演的效果与频率。中国京剧选本在面临该选择什么和为什么选择这一核心问题时，皆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衡量标尺——市场需求原则。场上搬演的效果与频率最终由票房成绩检验，票房成绩也即京剧市场。那些票房惨淡，缺少市场的剧目偶有选录，很快也会被淘汰；而票房成绩越高，市场价值越大的剧目自然成为各种选本竞相选录的对象，最终就呈现出入选频率较高的现象。

如何证明票房市场对于中国京剧选本的选录结果与选录频率具有实际层面的影响或者导向作用呢？我们以1916年基于北京剧坛演出状况的《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下称《调查表》）[6]为参照，具体对比分析清末民初以“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6种为中心的京剧选本与演出市场的关联。该表由时任教育司司长高步瀛（1873—1940）编印，“经过统计，1916年3—12月北京剧坛共计演出不同戏目481个……以《调查表》为例，不妨把演出50次以上的算作常演戏目。依此统计，共得104出戏……”[7]下面我们以《调查表》为例，并参照谷曙光统计分类出的104种剧目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调查表》的常演剧目104种中有55种是样本选择的6种选本所收录的，占选篇总数107种的51%。其次，《调查表》中另有演出次数仅有1次的5种剧目也被6种选本所收录。再次，《调查表》中演出次数高达200次以上的剧目有17种，其中15种皆被选录，入选比例高达88%；而演出次数介于100次至200次之间的剧目有34种，其中20种皆被选录，入选比例约60%；演出次数介于50次至100次之间的53种剧目中，有20种入选，入选比例约38%。最后，《调查表》中15种演出次数超过200次的剧目在6种选本中入选超过3次（50%）的有11种，约占总数的73%。

通过将《调查表》所列剧目的演出频率与6种选本收录剧目的选录频率进行结合比较可知：一、《调查表》中所有的481个剧目基本包含了6种选本的选择范围。二、《调查表》中的常演剧目也是6种选本重点选择的范围，并且入选比例的走势直接跟随具体演出次数的频率变化呈现由高到低的下降趋势。三、《调查表》中演出次数较高的剧目在6种选本中的入选频率也是同比较高的。四、《调查表》是以1916年北京剧坛的演出市场作为中心，因此6种选本中产生于1912年以后的3种选本在剧目选录方面与《调查表》的实际反映情况更加贴合。

然而，不管是在6种选本中入选频率保持在3次及以上的43种剧目，还是在《调查表》中演出次数高达50次以上的104种常演剧目，它们在剧目行当分类上仍以老生戏保持绝对优势，生旦合演戏次之。而在当时，即便以梅兰芳为代表的四大名旦崛起之后，旦角行当得到长足发展，以至达到可与老生分庭抗礼的状态时，中国京剧选本在选录剧目方面仍以老生剧目保持绝对优势，甚至在以行当排序的选本之中，老生行当也以排在首位居多。1923年上海文明书局《戏曲大全》以行当进行详细分类，即有老生剧目36种（尚不包括生旦合演剧目10种），而旦行剧目只有23种。1929年上海大东书局《新编戏学汇考》也以行当分类，老生剧目亦有36种（尚不包括红生剧5种与生旦合演剧11种），旦行剧目25种。由此可见，老生剧目在中国京剧发展流变过程中始终独占优势。还需注意的是，即便“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系列发展已经步入民国，但是它们对于当时改良新编剧目始终保持一种审慎态度而未曾选录任何一种，而此应与改良新戏在场上演出的式微有关。

中国京剧选本的发生与发展始终和京剧舞台的演出剧目流行范围密切相关，而影响舞台演出次数及选本入选结果与具体选录频率的，则重点凸显在票座成绩这一关键因素方面。对于以市场营利为目的的剧场而言，“排戏的标准，就是要迎合看客的心理”[8]，即时刻保持观众票座才是剧目安排的首要任务。观众票座成绩最终发展成为京剧市场经济导向，这种市场经济导向不仅实际决定剧目演出次数，而且深刻影响选本选篇的发展趋势。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机构而言，选择具有广大受众市场的剧目才能确保京剧选本销量与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市场经济导向不仅实际关联选本的入选篇目，而且深刻影响甚至直接决定选本剧目的入选频率高低或选择与淘汰的结果。

在此，我们还需对中国京剧选本之“选”的市场导向做更进一步的辨析。市场导向下的中国京剧选本虽然与京剧舞台演出票房市场时刻保持紧密联系，但其择录与生产模式却也有显而易见的弊端。当中国京剧选本的发展过分关注图书市场效益，把营利作为最终甚至唯一的目标，就必然导致选本在选篇内容上的极大重复。虽然这种重复也是京剧经典剧目得以沉淀生成的过程，但是那些票房相对较低的剧目则会因此丧失入选机会而最终无法得到保存；单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与此同时，市场导向下的中国京剧选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会造成大量选本的粗制滥造。中国京剧选本的粗制滥造现象在1949年以前十分普遍，即便1949年以前京剧选本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之势，然而其中可堪流传后世的精品之作如凤毛麟角，大多选本陈陈相因。

由此，基于对“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系列选本6种的统计调查，同时参考1916年北京剧坛《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的演剧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可知清末民初，以至1949年以前对于中国京剧选本之“选”影响深刻甚至起到关键决定作用的是市场经济导向因素。市场导向既对中国京剧选本的发展鼎盛起到内在催动作用，同时也带来了选本质量良莠不齐与选本市场鱼龙混杂的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以中国京剧选本之“选”为中心的比较研究，首先呈现出的是以选本为单位的纵向历时发展比较。择取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代表意义的京剧选本，对其剧目选录频率进行统计，从而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可以看出选本之“选”剧目流变的具体过程。关注中国京剧选本纵向发展过程中的两端极值——入选频率最高与最低的剧目，可以由此发现京剧剧目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与蕴含其中的剧目题材选择偏向。与此同时，中国京剧选本横向时段中同类选本的比较研究也是选本之“选”的重点内容。通过对于选录结果的频率统计与问题分析，我们得知市场导向的演出频率与选本剧目的选择范围及入选频率密切相关。因此而言，中国京剧选本之“选”的比较研究是建立在纵向历时与横向共时两轴发展基础之上完成的。

（李东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原载《戏曲研究》第11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