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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文革那段峥嵘岁月（九）四清运动（下）

#四清运动#文革

1964年6月2日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

6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影响了运动之后的发展走向。

6月17日，由谭震林主持修改“后十条”；后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7月，刘少奇在各地多次讲话中强调：后十条中团结95%以上的干部规定不恰当，要改；二是要扩大四清的范围，不止是经济，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三是要在运动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他还表示，要“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

1964年6-8月，刘少奇带王光美从北方到南方，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视察、报告。刘少奇返回北京后，1964年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

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又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工作。

8月19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说陈伯达“极力主张”把王光美的报告下发各地，刘少奇要求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而且在为中央代拟的批语中写道：王光美的报告是有“普遍意义的”。

8月27日，毛主席就下发王光美的报告批示：“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9月1日，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而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早已在各省市传达，并在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抽调11695名工作队员，“集中力量到通县打歼灭战”。

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

以后的运动中，工作组的人数和权力都被大大增强。中央工业、交通战线的16个部共抽出3901人，占干部26%。桃园经验在全国宣传，后十条的修正案中提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与此同时，一样在全国宣传的还有陈伯达负责的天津小站夺权的“经验”。从此，不被团结的干部越来越多。青海省一个公社，工作组认为需要撤职处分的干部占总数的47%。暴力事件发生频率又一次提高。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段时间，关于运动性质和运动方法的分歧在领导层蔓延开来。

在运动性质上毛主席多次公开指出“关于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比较恰当。”而前一种提法正是刘少奇的观点。

在运动方法上，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在基层富裕农民与群众，而毛泽东提出，先不管下层，而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反对运动中的“人海战术”集中过多人员，“繁琐哲学”学习文件内容过于繁琐，“冷冷清清”不依靠群众。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扎根串联”。会议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被整理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

该文件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965年1月5日，宋任穷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的时候，毛泽东插话说“在人大会议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上头啊”。

随着“四清”运动深入发展和运动中种种问题暴露，毛泽东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对立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

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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