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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 | 何以文明：研究进路与“行为”视角

何以文明：研究进路与“行为”视角

陈忠 | 文

陈忠，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主要从事发展哲学、发展伦理学、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6部，《发展伦理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1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领军人才。多次获部、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学成果奖。

摘要：世界文明的转换期往往是文明的反思期，文明与世界文明史研究存在多种视角，行为是内嵌其中的重要线索。劳动与行为创造了人本身以及文明，反思文明史特别是早期文明史会发现，刻磨、涂层、编结，是人类创制文明的重要原型行为。刻磨即去蔽，涂层即遮蔽，编结即整合。正是以不同原型行为为基础，在原型行为的打开、创新、整合中，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器物文明、秩序文明、意义文明。原型行为的比例相对均衡，样态不断展开，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是文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学基础。在现实利益、市场竞争、消费社会等语境下，原型行为及其具体展开呈现出涂层化趋势，可能导致深刻的文明危机。以行为为基础，建构更具生生性、质朴性、普惠性、生态弹性的文明，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路径意义。

关键词：文明研究；行为视角；原型行为；生生文明；文明弹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具体厘清文明生成、转换、兴衰等“文明何以可能”的基础性、前提性问题。文明研究存在多种范式和视角。劳动与行为创造了人本身以及文明，行为是内嵌于文明变迁与研究中的重要维度和视角。行为经济学、行为考古学等的兴起，说明文明研究开始更为自觉地关注文明生成、运行、变迁的具体机制与机理。文明的生成、运行、变迁，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行为的过程与结果。因而，自觉以行为视角展开对文明的研究，有助于文明研究的深化。而事实上，文明研究的行为视角有待于进一步地打开以及确认。本文通过反思文明研究的主要线索、范式转换，具体确认文明研究的行为视角，探索文明生成、运行、变迁的原型行为、行为机理，反思文明兴衰与文明原型行为的结构性关系，以期具体推进文明研究的深化。

一、文明研究的主要进路

世界文明处于新的转换期，甚至面临方向性选择。文明的转换期、选择期往往是“文明焦虑”和“文明反思”的时代，推动人们对文明进行重新思考：文明究竟如何生成？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文明何以兴衰？文明兴衰有无规律可循？文明是否存在野蛮性？如何才能防止文明冲突？如何建构良性、合理、可持续的世界文明？事实上，人类不止一次遭遇“文明焦虑”。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大变动时期，思想家们都追问过文明的本质。

古典时期，面对成就与问题交织、活力与动荡并存的社会，老子、孔子、韩非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东西方思想家，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对文明的本质、构成、走向、建构方式等进行过思考。16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不断深化，人类文明进步不断加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不断涌现、综合推进。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激发了人们对文明的本质、走向的思考。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对文明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反思和批判。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文明进入新阶段，面临新问题，促使人们对文明本性、何以文明进行了多样探索。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数字化、智能化、新媒介技术等不断更新，新经济、新业态不断兴起，不同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竞争加剧，国家关系、国际局势日趋复杂。诸多现象表明，世界文明正处于加速变化期，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人类又一次面临“文明焦虑”。为此，世界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文明问题进行了多样研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世界文明史研究为主体，现当代的世界文明研究主要存在以下进路或者范式。

其一，对文明的主要构成、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性研究。这个向度的研究，其主体往往具有哲学、历史哲学素养，注重对文明的总体构成、特点、趋势进行鸟瞰式把握。杜兰特、斯宾格勒、布罗代尔、汤因比等是这个向度研究的代表。杜兰特认为，文明是政治、经济、艺术等的综合性构成，其产生需要地质、地理、经济、政治、伦理、心理等条件。“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杜兰特，第3页）斯宾格勒认为，“如果说文化的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要走向自身的毁灭”。（斯宾格勒，第95页)文明变迁的过程就是从乡村社会走向城镇社会再回归到乡村社会的过程。文明体仿佛一个生命体，有一个生长、强壮、衰落的过程。布罗代尔认为，文明体是一个复合体，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统一体。其中，表层结构容易变迁，深层结构相对稳定。历史不仅是“公认的大人物的历史，又是重大事件、机遇和危机的历史，最后还是在长时段中演变的、有结构的深层次历史”。（布罗代尔，代译序，第ⅱ页）文明由底层、中层、上层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紧贴地面的这个层次，其厚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同上，第2页）。汤因比认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因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汤因比，第635页）这种不对称，使人类文明面临深刻危机。文明是一种综合性现象，涉及生态变化、技术进步、精神进步等领域。在推进文明进步的诸多力量中，技术处于核心地位。我国考古学家、史学家对文明的总体状态也进行了考察。比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文明体有不同的类型、演进形式和演进路径。我国文明的类型主要有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文明演进的形式主要有裂变、撞击、融合，文明演进的路径是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帝国。（参见苏秉琦，第13页）严文明认为，文明体往往存在相对中心-相对边缘的结构。我国古代文明是一种重瓣花朵格局。早在史前，我国就基本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严文明，第11页）。马克垚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马克垚主编，导言，第6页）；文明是一种群体、集体、社会性存在，“文明是比较稳定的人类集体”（同上，第8页）。冯天瑜认为，“文明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念诸层面”。（冯天瑜，第6、7页）

其二，对文明的空间构成、阶段转换进行结构性反思。这一进路的研究，其主体往往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注重把握不同区域、不同时代文明的多样性及其特点。约翰·R.麦克尼尔和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人类文明具有网络、共同体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第1页）。不同时期的文明，也就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人类网络，从区域网络向全球网络转换，是文明的总体趋势。“网络的建设过程和人类所支配空间的扩展过程彼此相互支撑。假设没有那种巨大的交往，没有那些食物、能源、技术、货币等流通和交换所构成现代世界性网络，我们人类便不可能达到60亿之巨的数量。我们已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地球时代——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同上，第5-6页）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一方面，从史前时期、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西欧扩张时期到西方衰落时期，文明样态一直具有多样性；另一方面，文明又一直具有共同的主题，“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斯塔夫里阿诺斯，第12页）。在本特利等人看来，人类文明历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传统与交流对世界文明特点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专注于两个主题——‘传统’和‘交流’——的研究，以此来理解世界历史。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概言之，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本特利、齐格勒，第10页）拉尔夫等人认为，“迄今人类的进步大多产生于智力的进步和对人权的尊重，其中含有未来更加美好这一主要希望”。（拉尔夫等，第3页）布利特等人则更为注重“环境与技术”“多样性与交流”这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物质基础。……第二个主题表达了每一个社会所创立或继承下来的主流结构的事实”（布利特等，前言，第28页）。

其三，对文明的核心构成、变迁中轴进行专题性反思。这个进路的研究，其主体往往具有跨学科素养，综合运用哲学、传媒学、政治学、社会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方法。麦克高希认为，文明的核心线索是文化技术，如文字、印刷术、计算机。“每一种文明都是以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术的引入为开端的。”（麦克高希，第3页）“尽管文化技术和权力组织两者都是文明中的决定因素，但以文化技术的回顾作为开始可能更好。”（同上，第40页）古切尔等人认为，文明史是一些主题的变迁史，“随着我们追踪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民族，从他们的起源直到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了一些共同的主题上：人类的迁徙和相互关系；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根植于人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中的统治与服从模式；人类是如何通过思想、宗教、艺术来构建和表达文化的；技术是如何发展和影响社会的”（古切尔、沃尔顿，第2页）。正是这些主题共同构成了世界文明。戴蒙德认为，决定文明变迁、文明体之间优Lie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劣势的因素主要有环境、技术、组织、人口、传播，“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戴蒙德，前言，第5页）。弗格森认为，“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虽然没有帝国的组织程度高，但比一个帝国版图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应对获取食宿、抵御外敌时所作出的行为反应”。（弗格森，序言，第XXXV页）西方文明之所以在近代占据优势，是因为它掌握了竞争、科学、财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工作伦理这六个“杀手级应用程序”（同上，第XLV页）。亨廷顿则认为，“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亨廷顿，第22页）“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同上，第21页）当今世界的重要特点是多文明共存与竞争。“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同上，第7页）卡西尔认为，文明的本质是符号，“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卡西尔，第33页）。

概观以上研究，不难发现以下三点。其一，文明具有多样性，是文明研究的重要共识。当代文明、世界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不同区域多极、多元文明主体的崛起，对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格局形成了巨大挑战。人们日益意识到，世界文明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都具有非一元性、多样性，建构以多元、多样为底蕴的文明观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其二，文明具有共同性，是文明研究的重要共识。虽然不同文明体具有不同特点，但这些不同是文明要素、文明基本内容具有共性这个基础上的不同。不同学者往往以城市、技术、文字、国家、宗教、艺术等作为文明的主要内容，以是否具有这些内容作为评价一个区域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指标。这实质上确认了多样文明之间的共通性：文明是人的行为、实践、劳动之造物，具有空间、器物、秩序、意义等内容。其三，探索文明的生成机理，是文明研究的重要趋势。文明研究日益从侧重于政治、权力、周期等宏观性、结果性、结构性研究，走向侧重于生活、权利、日常、行为等微观性、机理性、过程性研究。走向行为研究，是文明与世界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文明研究的“行为”自觉

文明研究的多学科成果中存在一条重要的“行为”线索。福泽谕吉认为，“‘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福泽谕吉，第32页）“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同上，第45页）福泽谕吉在整体论层面理解文明。“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必须首先考察支配这个国家的风气。”（同上）他主张从共同利益、共同体意识，而不是个体利益、个体性层面理解文明。然而，整体维度离不开个体维度，福泽谕吉所谓的智慧与德性、所谓以共同利益为内容的国家风气，其根本存在论基础是所有或大多数个体的行为。没有多数人行为的改变，所谓整体性文明，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在柯林武德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深层原因在于，他从行为这个角度理解历史与思想，把历史、思想看作一个统一的行为过程。“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第302-303页）失去了行为视角，将无法理解历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同上，第307页）行为是内嵌于历史、历史哲学之中的重要概念，行为研究是深化历史与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之所以这样断定，是因为他同柯林武德一样，从行为这个层面出发理解“当代”“历史”等概念。“‘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克罗齐，第1页）当代“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同上）所谓“当代”“历史”，在本质上都是人的行为。“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同上，第2页）“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同上，第3页）若没有对行为的自觉反思，也就没有对“历史”“当代”及其关系的真正把握。

考古学也存在重要的行为学线索。迈克尔·布莱恩·希弗将行为学方法引入考古学，以推动考古学的当代化。推动这种转换的重要方法，是关注人的行为、注重行为研究。“行为考古学主要聚焦于描述、解释所有时间、空间中的人与人造物（artifacts）的多样关系。”（Schiffer，p.8）行为考古学“研究所有时代与所有地方的人类行为与物质文化的关系群”。（ibid.，p.6）希弗立足人工产品（artifacts），对沟通与意义、习俗与信仰、社会权力、移动汽车、风景与景观等当代文明进行了行为考古学探究。希弗的行为考古学研究，对深化、推动文明研究贯通古今、进入当代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为人们呈现理解文明变迁、反思复杂文明问题的基础行为框架；没有对文明与行为的互动、互生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呈现；没有对人造物、文明成果何以通过行为而生成、传承、变异、转换进行更为具体的揭示；等等。本文努力呈现文明研究的范式转换，揭示文明生成的原型行为，反思文明异化的行为成因，探究文明合理化的行为学可能。关注行为，是推进考古学发展、进入当代的重要方法。

文明探源是当代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行为反思是深化文明探源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所谓文明探源，就是探究一个文明体的起源时间、地点、文明类型，以厘清文明特点、树立文明自信。文明探源离不开大范围的器物考古研究，没有这种研究，文明探源将流于猜想。事实上，对文明遗迹的挖掘只是文明探源的一个重要基础，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对发现的遗迹进行行为学考古，努力还原这些器物产生的行为方式，探究文明体行为方式的独特性，揭示、呈现文明体在器物、秩序、意义层面的行为学统一性，揭示文明体行为的历史传承与变迁。行为研究是深化考古学、文明探源等研究的重要进路。这种行为考古学与弗希所倡导的行为考古学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于对行为与文明的关系，特别是文明的行为学生成，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后者侧重于从行为的视角改革考古学，使考古学也能够关注、研究现实社会。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的显学。打开行为本身、对行为进行具体研究的行为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的重要构成。“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分析中强化心理学基础，并使之更符合现实，这将有利于改进经济学自身的方方面面——能激发理论洞察力，更好地预测实际现象，制定更合理的政策。”（阿克洛夫等，第4页）行为经济学主张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济心理、经济行为，以呈现真实的经济运行逻辑。“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世界相比，复杂经济学中的世界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那是一个有机的、进化的、充斥着历史偶然性的世界。”（阿瑟，第1页）行为视角的引入，深刻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走向复杂经济学、关于真实经济生活的经济学。

社会学也存在一条行为线索。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这种范式的特点是用科学定量的方法调查人们的实际社会行为。当然，理论社会学也关注人的行为。在帕森斯看来，所有的社会过程在本质上都源于人的行动，所有的社会理论在本质上都内含作为其基础的行动理论。“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上进行分析，所有行动体系都有着共同的结构。”（帕森斯，第828页）“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行动，要有具体目的、具体条件、具体手段、一个或数个对于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起支配作用的规范等等一定数量的具体成分。”（同上，第826页）社会学需要真实、真切地关注人的行为过程。可以说，行为社会学是当代社会学的重要构成。

行为视角的自觉，有利于我们更具体地把握文明的本质。一般而言，文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器物文明，即人们可以感性触及意义上的文明，如建筑、礼器、工具，以及人们所营建的良好生态环境；二是秩序文明，即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秩序，如国家、法律、习惯等；三是意义文明，即人们所说的精神与观念层面上的文明，如宗教、艺术活动等。但这种分类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相对分类。文明的深层本质、现实本质是人的行为。不管是物性文明、秩序文明还是意义文明，都生成于人的行为，行为体现了各类型文明的深层统一性。

唯物史观具有深刻的行为学意蕴，对于推进文明的行为研究，具有基石与指导意义。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离开了行为，所谓历史，只是抽象的历史。“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历史的深层本质是一代代人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等行为。

恩格斯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0页）文明生成于人的行为、劳动、实践，文明的深层本质是人与社会、人的劳动与行为能力的生生不息。这涉及对行为、劳动、行动、实践四个概念的理解。一般而言，行为往往指更具广泛性、一般性的人类活动，而劳动、行动、实践是更具具体性、特殊性的行为。劳动是生产领域的行为；行动是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行为；实践是意义与道德等领域的行为；行为是所有领域人的自觉活动的统称。文明包括器物文明、秩序文明、意义文明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劳动、行动、实践等具体、特定的行为而生成的。本文认为，行为是“主体—客体—主体”“人—物（包括自然物与人造物）—人”的鲜活、具体、多样的互动过程，接近于恩格斯对劳动的认识。在恩格斯看来，劳动是更具创造性、生成性的基础性人类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人本身的劳动有不断多样化的趋势，“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同上，第557页）。劳动创造了文明，多样的劳动创造了多样的文明。

劳动与行为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具体、多样统一。人通过具体而多样的劳动与行为，创造了具体而多样的产品、对象物，不断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不断激活新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人的多样基本需要，对应于人的一些原型行为。这些原型行为，借用马克思的话表达，即“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续。

行为视角的自觉引入，对深化文明、文明史研究，提升文明研究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具有路径意义。从行为视角推进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具体揭示文明如何因行为而生成，哪些行为是生成文明的原型行为，不同原型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构、机理如何。揭示生成文明的原型行为，是深化文明之行为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文明生成的原型行为

观察、思考已经发现的考古成果、文明遗存可以发现，在文明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满足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过程中，在不断改进的劳动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行为，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能。正是运用这些基本行为和技能，人类制作了用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各种器物，如石斧、玉器、陶器、竹篮、衣服、房屋等，并将这些行为提升为组织社会、形成秩序、表达情感、创作艺术的秩序性行为、精神性行为。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每一种内容都对应着一种或一组行为。文明遗存、文明内容的多样性，说明、对应着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但多样行为中包含着一些基本行为、原型行为。

在人类文明初始，在满足基本而多样的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先民们就已经发现、使用了刻磨、涂层、编结这三种行为。这三种行为是文明生成的重要的基本行为、原型行为。作为新石器时代重要文明载体的石器、陶器、织物，如“良渚文化的组合式石犁”，“北方地区装饰华丽的彩陶”，“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的丝绸等，（参见袁行霈等主编，第36、37页）就可以分别对应于刻磨、涂层、编结这三种行为。就原型行为与劳动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不同的原型行为都是人类劳动；另一方面，不同的原型行为是不同样态的劳动；同时，这些原型行为、劳动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些原型行为就已经产生，并不断更新，生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

具体而言，刻磨是对对象进行去除，以形成符合人的尺度、需要的新对象，如制作石质、玉质、木质、泥质的工具、雕像、印章等。涂层是对对象进行叠加，以形成符合人的尺度、表达人的主体性的新对象、新形象。比如，用矿物质颜料装饰陶瓷，用动植物材料遮盖身体，在岩洞制作壁画，用泥巴涂抹墙壁等。编结是把不同对象交织在一起，以形成符合人的需要的新对象，如编制竹篓、编织衣物、把不同材料的制品扎在一起做成生产工具、用藤条编结围墙等。比较而言，刻磨的特点是去除，涂层的特点是附加，编结的特点是交错。用现代话语描述，即刻磨是去蔽，涂层是遮蔽，编结是整合。

刻磨、涂层、编结这三种行为既特点各异又相互关联。一方面，制作石器、玉器、骨器需要运用敲打、打磨等刻磨行为，制作各种彩陶需要运用涂抹等涂层行为，制作丝绸等各类纺织物需要运用编织、交织等编结行为；另一方面，在制作组合犁等石器（刻磨）时也会需要涂层、编结等行为，制作陶器（涂层）时也会需要刻磨、编结等行为，制作丝绸等材质的衣物（编结）时也会运用涂层、刻磨等行为。“良渚文化的一些陶鼎、双鼻壶、宽把杯、豆等表面被打磨得黑亮照人，进而用锐利的工具刻满流云、飞鸟、盘龙之类的纹饰，而宽把杯的把手，常常是用几十根细约1毫米的泥条编排而成的。”（袁行霈等主编，第39页）从打磨得黑亮照人、刻满纹饰、泥条编排不难发现，良渚时期的陶器制作就已经综合性地运用了刻磨、涂层、编结等行为。

正是通过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通过对原型行为的单独使用、综合运用、升级变形，尤其综合运用、升级变形，人们创造、生成了具有不同样态、特点又相互关联的文明。一部文明史，可以说，是劳动与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历史，是原型行为及其组合不断变迁的历史，是原型行为从具象走向抽象、从混用走向专业、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历史。

在文明早期，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们往往同时性地掌握刻磨、涂层、编结等多种技能。人们既是农夫、匠人、建筑师，也是画家、雕刻家、艺术家。比如，人们用自己打磨的石斧切削木材、芦苇等，然后把切削后的芦苇编结起来，将其作为四壁与房顶，再在其上面涂抹泥巴，以至成为真正的墙体与屋顶，最后在墙壁上刻画、涂画图案。也就是说，在文明早期，人们往往同时性地运用各种原型行为，自给自足地制作各类器物，同时表达自己的情感。

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发展，刻磨、涂层、编结逐渐成为不同人们掌握的专业技术。比如，产生了更擅长建房的人，更擅长雕刻的人，更擅长纺织的人，等等。专业分工的发展，使刻磨、涂层、编结本身变得复杂起来，如产生了更为多样的刻磨材料、刻磨工具、刻磨技能，产生了更为多样的涂层材料、涂层工具、涂层技能，也产生了更为多样的编结材料、编结工具、编结技能。每一种原型行为都分化出更为具体的专业技能，每一种原型行为同诸多类似行为构成行为群、行为簌。比如，刻磨这种原型行为在玉器加工这个领域就衍生出多样技能。“公元前3000年以来，专门服务于贵族的手工制造行业已经颇具规模，……若不计玉料的辨认和开采，仅制作成器，也需要切割、钻孔、镂孔、雕刻、抛光等一系列复杂技术”。（同上）

各原型行为的复杂化、多样性，以及其各自发展、相互组合，为人们带来了更为多样、精细的产品，使人们的生产生活走向丰富、精致。随着各原型行为的发展、组合，人们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等也日益发展起来，而发展起来的人的思维等能力又推动了行为的复杂化。行为的专业化、复杂化，社会的专业化、复杂化，能力的专业化、复杂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造就、生成了日益多样的人化对象、人类文明。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更多具有具象性，生成了各种石质工具、陶器、壁画、衣物、房屋等方便人们生活生产的用品。但需要注重的是，刻磨、涂层、编结不仅是一种物质性活动，也是一种秩序性活动、精神性活动，生成了群体、制度、文化等；不仅生成器物文明，也生成秩序文明与精神文明。其实，在早期文明阶段的工具、衣物的生产和房屋的营造中，已经含有社会与精神内容。人们在打磨石器、营建房屋、纺织衣物时，必然以组织等社会方式进行，在学习他人的同时也会影响他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会将自己的精神活动对象化，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刻磨、涂层、编结从起源时，就不仅具有器物性，而且具有社会性、精神性。刻磨、涂层、编结是人们营建生活、营建社会、营建文化的重要的基本行为、原型行为。在营建物性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进行知识与精神生产时，人们会分别或同时使用各原型行为。

物性文明层面。在这个层面，所有器物都是各原型行为及其组合、升级的产物。以现代的智能技术、芯片技术为例，其涉及的也主要是刻磨、涂层、编织等原型行为——只不过是在纳米等微观、更小的尺度上通过化学、物理、光学等原理进行。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最为先进的智能对象，其生成行为也是建于几种原型行为基础之上的。比如，“最初的光刻技术就是把印刷电路工艺搬到硅单晶片上。……为了制成一块集成电路，往往要用很多种掩膜，重复进行‘光刻’”。（郝柏林、张淑誉，第55页）离开了原型行为，所有的器物文明、物性文明将无以生成。原型行为的小微化、精细化及其复合，是智能文明、物性文明的当代发展方向。

秩序文明层面。人们对禁忌、礼制、法律等的完善，其本质是对人类行为的某种刻磨、打磨、去除；运用天下为公、正义等概念为自身建构合法性，是一种叠加、覆盖、涂层；把具有不同技能与需要的人们组织起来，是一种编织、编结、整合。通过在社会秩序、社会控制中的运用，各原型行为变得日益非感性、非具象性，其组合逐渐成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社会营建方式、秩序营建策略。今天的各类社会治理方式，本质上都是原型行为的转型、升级、组合。把握了刻磨、涂层、编结这些原型行为，也就把握了社会营建、社会治理的原初机理。

意义文明层面。人们对文字、语言进行提炼、精炼、打磨，是一种刻磨行为；运用不同的修辞方式表述观点，是一种涂层行为；把不同的观点、思想等有条理、有逻辑地组织起来，是一种编结行为。一方面，诸原型行为是知识与精神生产的基本方法，正是通过诸原型行为，人们营建起丰富的知识与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在运用中，诸原型行为日益具有脱域性、意象性，成为似乎不具有器物特点的纯知识、纯思维方式。在文明转换中，刻磨、涂层、编结不断从原初的感性行为发展成方法论行为、脱域性行为、一般化行为。当然，这种一般化，既会造就更为丰富的意义与精神文明，也可能会生成甚至加深文明的异化。把握了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也就把握了人们进行复杂精神生产、文明创造的基本策略、基础逻辑、基本问题。

从学理上讲，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是劳动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具体呈现。一方面，各原型行为都是人类劳动，都是人对物质世界与自我的改变；另一方面，各原型行为是人对对象世界所进行的不同目的的改变，会生产出不同的人工物、文明载体，以服务于人的不同需要。

四、“文明行为”的涂层问题

刻磨、涂层、编结是生成文明的重要原型行为，贯通于器物文明、秩序文明、意义文明之中。在一定意义上，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原型行为不断具体转换与多样组合的过程。正是不同原型行为的升级与组合，生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文明的内容无论如何多样化、复杂化，都是原型行为的产物。

不同原型行为的大致平衡、同时性运用，是文明得以良性发展、可持续运行的重要条件。刻磨、涂层、编结虽然都是将对象人化，却是类型不同的行为。刻磨是减削对象，涂层是增加对象，编结是编织对象，有不同的功能与使命。同时，不同原型行为具有互补性，只有同时存在、均衡运用，文明才能健康发展、健康运行。以营建社会关系为例，我们既需要刻磨、减少自身人性及习惯上的缺点；也需要通过修辞、化装等涂层适度地营建自身的形象，以符合公共语境；还需要尊重不同的异质性人口，将不同的人口整合、编结起来，以形成社会合力、社会秩序。

不同原型行为的同时性存在、相对均衡，对文明体的良性运行意义重大。反思文明史，一个文明体如果过于注重某一个行为时，就可能走向极化行为陷阱，从而失去文明和行为弹性。比如，只知道刻磨，而不知道涂层，可能会导致人们过度地约束、自律；只知道涂层，而不知道刻磨（使人们约束自己），往往只能营建暂时、表面的和谐；只知道编结，而不去刻磨、涂层，可能无法把异质人口结成真实的共同体。

不同原型行为的多样并在、总体平衡，深刻“寓居”于经长期演变而形成的人性内容中。人类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存在，文明是人在相对适宜的环境中结合在一起，通过改造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以及自身心智，不断营建确定性的过程。在反思、从后思考的意义上，文明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多样性需要，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安全、财富、意义，更为全面、更高质量的生活。一方面，能力、需要等的多样是人性的重要特点，内容、形态等的多样是文明的重要特点。文明包括器物文明、秩序文明、意义文明等内容，器物文明、秩序文明、意义文明本身也分别包括多样的子内容，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共同构成人类文明。另一方面，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明内容又存在层级之分，有些是生存论、持存论层面的内容，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住用；有些是提升论、发展论层面的内容，如提高吃穿住用的质量；有些则是炫耀性、装饰性的内容，如对吃穿住用的东西进行过度包装、修饰。也就是说，在文明的多样内容中，有些是事关文明体存续的基础性内容，有些则是关乎文明体光鲜度的外围性内容。对于一个文明体而言，基础性内容与外围性内容都不可缺少，但无论如何，基础性内容都是文明体最核心的内容。文明再发展、再多样，也不能缺少这些基础性内容。这些基础性内容不仅指器物文明，也包括基本的秩序文明、意义文明。正是文明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人们在推动文明发展时需要注重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

然而，文明体在发展演进中，特别是成果相对丰厚、走向繁荣时，往往会忽视文明的基础性内容。与此相对应，在行为层面表现为不同原型行为间的比例失衡，会更为注重涂层行为。也就是说，人们会将生成行为、原型行为涂层化，涂层成为主导性行为，涂层物成为人们更为追求的目标。过分注重涂层、涂层化，是导致文明体从繁荣走向危机的重要原因。

文明行为的涂层化，不仅指涂层行为的过度化与问题化——涂层从为人们提供安全、意义等转换为为特定主体的利益服务，转换为脱离内容的形式营建、形象营建；也指刻磨、编结成为人们进行纯形式涂层的工具。这种涂层化，表现在器物文明、秩序文明、意义文明三个层面。从器物文明看，涂层化指人们不注重保持、改善器物的功能、质量，而过于注重器物的外观、形象。从秩序文明看，涂层化指人们不注重制度、规则的实质内容，而过于注重制度、规则的条文完善。从意义文明看，涂层化指人们不注重文化、艺术的内容如何适应、提升人们的精神，而过于注重完善文化、艺术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涂层化的本质，即文明的形式主义化、文明内容的空洞化，文明因此成为一种不能真实反映、服务广大主体的所谓“精致物”“奢侈品”。

整个文明在变迁的不同阶段皆有涂层化现象，但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当代，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典型形态，涂层化才走向了泛滥。这同时代精神的总体导向有关。近代以来，时代精神的重要特点是现世化、当下化、个体化，人们更为追求个体的现世享乐。这对文明涂层化有重要推动作用。当代数字化、市场化、金融化、消费化等综合推进，为文明的涂层化提供了重要条件。一方面，刻磨、涂层、编结的具体形式、材料、技能、水平不断提升，使人们可以实现刻磨、涂层、编结的自动化、标准化、规模化；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驱动、竞争激烈等，刻磨、涂层、编结这些原型行为日益服务于生产具有炫化外观与形象的对象。人们似乎因此而日益忘却了文明的基础性内容。

文明行为的涂层化，具有深刻的危害，深刻损害着文明的基础。文明生成行为的涂层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自身逻辑、自我尺度。涂层化是对文明生成行为本身的破坏，使刻磨、涂层、编结这些原型行为本身成为不合理的、有问题的存在。其导致的结果是，文明在总体上不再是生成性的，而成为消耗性的——消耗自然、消耗社会、消耗人性、消耗道德，文明因此变成一种虚伪存在、虚假存在，变成不具有可传承性的暂时存在。

在斯宾格勒、芒福德、汤因比等人看来，现代文明出现了严重危机。消费主义、自我中心、虚幻繁荣盛行，现代文明日益无根化。生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刻磨、涂层、编结这些原型行为从相对均衡走向了以涂层为中心，而涂层本身又被深刻地涂层化了，成为一种以表面繁荣为目的的异化行为。若没有对文明生成行为走向涂层化的克服，文明将会遭遇更为深刻的危机。

五、“生生文明”的行为实现

追求表面光鲜、忘却基础功能，是文明与行为走向涂层化的重要特点。行为过程及其文明成果的涂层化，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这既同文明仍处于进步过程，人们对文明本身的认识有待深化有关；也同既有治理体系、秩序力量对文明生成行为的结构性扰动有关；还同各领域的行为主体在文明营建过程中的客观非组织状态有关。若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文明进程的真正合理化。建构更为合理的文明，需要持续而综合的知识行动、行为推进。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把握文明的行为本质，确认文明的生生本性。

美好生活是文明的目的，“动乱终结之时，即是文明的起点。因为一旦恐惧被克服，好奇心与建设不受约束，人们自然便会产生进一步了解并改善生活的冲动”（杜兰特，第3页）。美好生活源于人们生生不息的生产、实践、创造。生产、实践、创造也就是人的行为，具体由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及其衍生行为构成。保持刻磨、涂层、编结等原型行为的合理结构，既不偏重某类行为，也不偏废某类行为，包容、鼓励多样主体不断推新、创新原型行为的具体形式，是保持文明活力、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所谓文明的生生不息，就是原型行为的不断延续、不断更新。把握了原型行为，也就把握了文明的基本机理；保持了原型行为的续存与活力，也就实现了文明的生生不息。原型行为的重要性在于，文明样态再多样、文明领域再复杂，也都以原型行为为基础。比如，尽管经济文明、经济活动的内容、方式日益多样，但其基本行为策略仍然是刻磨、涂层、编结：针对不同的材料，根据人的不同需求，单独采取不同的原型行为策略或不同原型行为的组合策略，以实现成本与收益的最优化。比如，尽管政治文明、政治活动的内容与方式也日益多样，但其基本行为策略仍是刻磨、涂层、编结：或采取刻磨策略，通过约束治理对象以实现整体秩序；或采取涂层策略，通过各种概念、范畴、理论学说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以实现整体秩序；或以编结的方式，把不同的异质对象组织在一起，以实现整体秩序。再比如，尽管精神文明、文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也日益多样，但其基本行为策略仍是刻磨、涂层、编结：或注重已有意义的刻磨、提炼、精减，以形成相对质朴的作品、仪式；或注重涂层，通过各类修辞、装饰，以形成华丽的作品、仪式；或注重把不同的意义内容与意义形式加以编结，以形成融合性的新作品、新仪式。

其二，把握文明的空间结构，营建合理的文明生态。

文明一直具有空间多样性。古典时期，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各具特点；现代社会，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洲的文明仍各具特点。即使一个大的文明区、文明体内部的不同区域，其文明也往往具有空间差异。比如，中华文明在起源时就以辽河、黄河、长河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多样文明。“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农业村落。稻作和粟作两个农业文化区遂告形成。”（袁行霈等主编，第33页）尊重、保持文明多样性，对文明的永续发展、永续传承，具有基础意义。

所谓文明生态，指文明的多样构成间是一种有机互动、相互补充的关系。从行为看，文明的原型行为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刻磨、涂层、编结是不同类型的行为；同时，不同类型的原型行为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人们进行文明创造时，往往会同时性地运用不同类型的原型行为。不管是营建房屋等器物文明，还是营建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等秩序文明，抑或是营建艺术、宗教等意义文明，都需要同时运用不同类型的原型行为。在分工日益细化、功利色彩不断增加的当代，重视文明的复合性、生态性，对于推进文明合理发展、防止文明异化，具有基础意义。

其三，把握文明的演进节奏，调适文明的发展策略。

文明变迁既生生不息又跌宕起伏。一方面，文明发展的确定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文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这样，文明进程在总体上就呈现为一种变奏，一种时快时慢、时好时坏、时进时退的节奏。随着文明进程的加快，人们会日益遭遇时空压缩式的节奏加快。能否接受、习惯、顺应这种不断加快的节奏，对文明体及个人命运都有重要影响。

但不管节奏如何加快，文明始终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来营建。由于文明生成的原型行为基本不变，所以，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就需要更为自觉的弹性思维。一方面，需要保持文明定力，始终以原型行为为核心提升文明营建能力。总结好文明体自身的原型行为的类型、特点，传承好、发展好文明体自身的原型行为，是对自身文明的最好传承。另一方面，需要有更为开放的心态，不断推进文明互鉴，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其他文明体的原型行为的具体样式与优点，在学习借鉴中推进文明体自身原型行为的发展、更新。比如，我国文明的原型行为，可能同西方文明的原型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即使同一种原型行为，其具体特点也可能互有差异，这样，传承与交流并重就成为推进我国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正如本特利所说，世界文明史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交流。传承解决的是文明体经验与传统的延续问题，交流解决的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相互借鉴问题。传承与交流统一的文明，就是一种有弹性的文明。

总之，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明，劳动通过行为得以体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行为创造了文明，多样的行为创造了多样的文明。行为研究是推进文明研究、文明发展的重要视角。从行为视角推进“行为文明史”、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研究，对于深化文明研究，推进文明本身的文明化、合理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路径意义。文明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行为过程，需要结合考古学、文明史、历史哲学等，对文明与行为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跨学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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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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