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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路径 | 马帅
马帅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集体安全挑战，其中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既关系到传统安全，又关系到非传统安全。发达国家较早关注到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并将气候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从环境污染到经济危机，从粮食短缺到武装冲突，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世界上落后和不稳定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威胁更加严峻，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短缺、粮食减产、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以及海平面上升从而助长围绕自然资源竞争的社会动荡和边界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表示：“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40%的国内冲突涉及重要的自然资源问题。”[2]当前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局部战争冲突都或多或少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诸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战争、叙利亚内战、索马里内战以及尼日利亚恐怖袭击等。由此，气候变化被视为当前和未来冲突的“威胁倍增器”。[3]
在中东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环境，气候变化加剧了中东各国的生存困难，极易诱发新的冲突和战争，威胁区域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计，“中东地区将是21世纪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4]目前，国内外学界、政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日益关注气候变化引起的安全问题，我国社会各界也已意识到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但国内学界更多研究的是我国气候安全与全球气候政治，[5]对于中东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以及治理尚缺少足够关注。中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同时，中东也是我国推动和引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要地区。因此，客观认识中东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强化中东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评估，分析中东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东既是世界上冲突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差异很大，落后动荡的国家尤其脆弱。[6]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易与国家和社会脆弱性叠加倍增，诱发冲突和战争。毋庸讳言，在中东这个充斥着错综复杂矛盾的地区，气候变化显然并不是社会冲突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容易与政治不稳定、贫富分化和难民迁徙等问题形成“危险的混合物”，[7]加剧中东国家的生存困难和国家治理的挑战。
中东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却难以界定的地缘政治术语，国内外就其具体范围尚无定论，而对它所包括的国家也因人因时而异，但一般都认同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为中东范围。[8]从地理特征来看，中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以高原为主，境内包括阿拉伯高原、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等。[9]高原的边缘有较高的山岭耸立，平原面积狭小，主要分布在尼罗河谷地和河口三角洲、沿海狭长地带以及两河流域。从气候条件来看，中东大部分地区地处北纬20°至30°，北回归线从中部穿过，气候炎热干燥。中东气候类型主要有热带沙漠气候、地中海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其中热带沙漠气候是中东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的气候类型，全年高温干旱是其最显著的气候特点。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到伊朗高原，从撒哈拉沙漠到阿拉伯沙漠，该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和来自亚洲内陆干旱地区东北信风的控制，平均年降水量为166毫米，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而“旱地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最敏感的地区”。[10]
气候变化是指某一地区长时期内气候状态的变化。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从最长的几十亿年到最短的几年。从20世纪初开始，中东大多数国家的气象数据得到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自1900年至1970年开始记录气候数据以来，整个中东地区的气温在上升，而降水量则在减少。”[11]尽管存在这样的趋势，然而由于变化幅度较小，这70年气候变化尚属于“正常”区间。在1970～2000年，整个地区的温度上升和降水量减少的趋势则更加显著。同时，长时段温度数据的分析表明，自1970年以来，中东地区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12]在中东地区，气温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最热天气的平均最高气温约为43℃，依据RCP8.5[13]的排放“一切照常”（Business-as-Usual）情景，到21世纪中叶可能上升到46℃左右，到21世纪末达到近50℃。[14]甚至研究人员警告称，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中东和北非未来气温预计将超过人类适应性阈值，可能在21世纪变得“不适合居住”。[15]与高温相伴，中东气候变化的另一关键特征是干旱。中东地区过去几个世纪的平均降水量都高于现在，根据2005年的预测，由于气温上升和降水量减少，到21世纪末，中东的径流量将减少约20%至30%。[16]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自1970年以来，地中海地区一直在变得干燥，而自1998年以来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的干旱可能是过去900年中最严重的一次。[17]此外，中东不同地区降水量减少的幅度并不均衡，一些地区（主要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降水量大幅减少，研究显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干旱在 2006～2009年达到顶峰，其间降水量比前几年减少了10%。[18]除了干旱，该地区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洪灾。据报道，近年来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朗和卡塔尔等通常干旱的国家连续遭受洪水袭击，部分地区河流暴涨，洪水淹没街道，山洪和泥石流频繁发生。
综上，中东地区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气温升高与降水量减少，同时极端高温事件和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面对气候变化，中东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面临诸如热浪、旱灾、沙尘暴、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土地和森林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挑战。中东地区被贴上气候变化的“全球起点”以及“气候变化热点”“气候变化前线的受难者”“受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等标签。
气候变化与社会冲突的关联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热点之一。气候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证明过去的社会因气候变化而遭受沉重打击，无论洪灾或干旱都会危及农业生产，进而导致战争爆发、政权更迭乃至文明兴衰。[31]目前，国外学界围绕气候变化与社会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研究，[32]虽然对二者具体的因果作用逻辑尚存在争议，但研究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与社会冲突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气候变化虽不会直接引发武装冲突，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恶化，从而间接增加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33]其中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的研究报告《气温升高、紧张局势加剧气候变化和中东暴力冲突的风险》较早分析了气候变化与中东冲突之间的关联性。该报告将中东冲突诱因分解为六种不同的威胁：①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加剧；②粮食不安全加剧；③经济增长减缓导致贫困加剧和社会不稳定；④移民和流离失所现象增加；⑤资源稀缺导致的“战略性自然资源军事化”；⑥全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作为。[34]在中东地区，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淡水等重要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并进一步加剧政治不稳定、贫穷和失业等先前存在的威胁，从而成为冲突的主要促成因素。此外，干旱和荒漠化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海平面上升引发大规模人口迁徙，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毋庸讳言，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往往与农业部门密切相关，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则是处于弱势的农村地区人口，他们依靠种植业、畜牧业或渔业来维持生计，而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或盐碱化、海洋酸化以及户外工作条件恶化等问题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生计，他们沦为气候难民，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可能使城市的服务紧张，并导致现有难民不满情绪的增加。在叙利亚，2007～2009年的严重干旱导致叙利亚东部至少80万人赖以生存的农田遭到破坏，并导致至少85%的牲畜死亡，迫使叙利亚农民迁移到城市中心，为大规模起义奠定了基础。[35]中国有学者也支持气候变化与叙利亚危机的联系，“干旱气候导致的粮食短缺与阿拉伯变局和叙利亚危机确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前者间接推动了后者的爆发”。[36]在伊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连串极端干旱导致数以千计生计受损的农民逃离农村，涌入城市。在伊拉克，自2003年以来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干旱和不断萎缩的地下蓄水层导致了农业灌溉部门官员接连遭到暗杀，农村部族之间发生冲突。一些专家表示，这些地方性争执可能升级为全面武装冲突。[3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还助长了中东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一般而言，影响恐怖主义的因素大致有社会经济制度、地缘政治利益和宗教文化意识等，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的关联性。[38]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利用气候变化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恶化招募成员，为了吸引生计和收入被干旱和强风等自然灾害摧毁的贫困农民，ISIS招募人员通过提供金钱、食物等以引诱他们加入。[39]当“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时，它夺取了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数百万人提供饮用水、电力和灌溉的大坝的控制权。在索马里等脆弱国家，青年党（Al-Shabaab）等非法武装团体越来越多地吸引受干旱导致的就业前景有限的年轻人。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水资源短缺、粮食危机以及其他民生问题，中东的恐怖组织很可能会利用急剧恶化的气候条件，占领中东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真空。然而，考虑到一些中东国家正在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没有引发不安全或冲突，这主要与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应对机制有关。因此，各国应建立有良好的复原力和有效的应对机制，以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冲击。
如前所述，气候变化与安全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恶化，相互作用，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复合型’安全问题”。[40]而气候变化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剧中东的安全赤字。气候变化潜在的安全风险是广泛而复杂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包括：经济和生计、生态环境、武装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等。[41]在中东地区，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导致水、粮食、能源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急剧恶化的发展态势，从而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气候变化对中东安全的影响是长期性、连锁性以及叠加性的，未来的影响将继续增大。
（一） 水安全
气候变化首先影响水资源安全。水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也是我们感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最主要媒介。在全世界范围内，未来几年水的供应和可获得性预计将成为社会的“压力源”和冲突的“倍增器”。“全球变暖正在加剧世界各地对水的竞争，与水有关的冲突也在增加。”[42]
与石油资源的丰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东水资源极度匮乏。高温与干旱使中东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地区之一，除埃及外，水资源短缺几乎是所有中东国家的问题，其中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约旦、利比亚、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突尼斯、阿联酋和也门12个国家被列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43]气候变化带来的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以及径流量与地下水量下降，将进一步加剧该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风险。据统计，中东地区水的可获得性在过去70年中下降了75%，预计到2030年还会再下降40%。[44]中东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水资源枯竭的地区。[45]中东地区拥有世界上约6%的人口，但仅拥有世界上“可再生水资源总量”（Total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s）的1%，该地区近2/3的人口生活在缺乏充足可再生水资源的地区。[46]另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统计，中东人均可再生内部淡水资源平均约为444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水资源安全限制（即人均1000立方米）。[47]中东的水资源紧张程度（作为衡量需求与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的指标）最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预计全球水资源紧张程度最高的10个国家中，有7个位于中东，包括阿曼、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勒斯坦。在中东地区，水资源甚至成为比石油更重要的资源，各国将获取水资源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未来中东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将会加剧。
除了水资源天然短缺外，地缘政治问题也使水资源获取问题更加复杂化。中东国家50%以上的水资源“位于其政治边界之外”。[48]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获取水资源最困难的因素之一是跨界合作，这是有效管理国家间水资源所必需的。跨界水资源竞争使该地区本已矛盾重重的地缘政治雪上加霜，并进一步威胁到水安全。从摩洛哥到伊朗，中东几乎每个国家都与邻国共享水资源，而共享水资源的国家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矛盾。长期以来，争夺水资源的斗争一直在中东蔓延，中东地区水资源冲突主要涉及三个主要流域：约旦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多年来，约旦河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端的焦点，而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因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而接近战争边缘。在尼罗河流域，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围绕大坝建设争论不休。其中幼发拉底河流域是中东跨界水资源竞争的缩影，该河流流域从土耳其延伸，穿过叙利亚，进入伊拉克，土耳其在河流上游有许多水坝，它的气候政策、水资源政策、能源政策、农业政策以及国家总体政策将对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产生连锁反应。[49]在2007～2010年的干旱期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水资源可获取性不仅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叠加地缘冲突将引发对这种日益稀缺的资源的激烈竞争，从而加剧区域不稳定。
粮食危机是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另一主要挑战。[50]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威胁是粮食系统的崩溃。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中东水资源短缺，可耕地稀少，粮食赤字严重，使其也容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其他地区粮食歉收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地区。大多数国家至少进口了他们消耗食物的50%”。[51]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或伊拉克等国过去曾是粮仓，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善、价格限制以及投资不足，它们的农业部门遭受了很大损失。事实上，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需粮食及基本食品严重依赖进口，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小国几乎完全依赖粮食进口。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加剧自然灾害（如干旱、土地退化和农作物病）和社会灾害（如冲突、社会经济不平等、水资源竞争、通货膨胀和粮食价格飙升），从而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气候变化可能进一步降低当地农业生产力，使粮食价格更加不稳定，使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政治化。随着气候变化，中东地区当前土壤破坏、供水不足和单一作物产量停滞不前的挑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导致粮食出口国作物生产力下降，粮食价格稳步上涨，以及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2005年至2014年，阿拉伯国家粮食赤字的年均增长率为7.3%。[52]2008年粮食危机后，许多中东国家把农业和粮食安全放在国家政策议程的首位，但由于该地区大部分农业生产以旱地耕作系统为基础，气候变化将影响该区域的农业和粮食生产系统，对粮食安全可能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依赖雨水灌溉的国家。雪上加霜的是，从俄罗斯到阿根廷再到澳大利亚，世界范围的农业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干旱、风暴、洪涝的严重干扰，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破坏了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结构，基本主食的价格已经接近或超过2008年的峰值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2015年的报告将中东地区列为世界上唯一粮食安全不断下降的区域，而近两年的报告将该地区列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热点”之一，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影响该地区的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还将影响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这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严重冲击。众所周知，中东地区是世界上化石燃料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该地区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原油和1/3以上的天然气储量，能源部门是许多中东地区经济体的主要支柱。另外，中东也是世界上人均能源消耗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53]中东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30年里，中东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两倍多，目前的人均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油气资源在该地区的分布并不均衡，中东国家除了产油国，还有非产油国以及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气候变化对不同国家能源安全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于产油国而言，能源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生产安全、运输安全、市场安全和价格安全。[55]气候变化对能源安全的各个环节都有影响。首先，气候变化对其能源供应产生严重影响。由于产油国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并不是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设计的，因此，系统故障的风险正在通过越来越多的能源中断表现出来。其次，石油市场需求的稳定和繁荣是中东产油国能源出口安全的重要保证。“气候变化政治推动全球各国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意味着国际社会将大幅度减少石油和天然气消费。”[56]随着国际气候机制的日益强化，全球气候治理对传统能源消费的约束越来越强，正在形成倒逼机制，对国际石油市场和能源结构改革产生明显影响。2016年11月4日，《巴黎气候协定》正式生效，全球低碳经济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可再生能源将逐渐取代化石燃料，依赖石油经济的产油国的财富将会不断减少，石油收入的减少进而威胁产油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以及政治安全稳定。
对于非产油国来说，气候变化的影响推动了能源需求的增加，并提高了它们能源消费的经济成本。极端天气现象以及高温、干旱的频发导致能源需求的飙升或波动，由此可能会出现经济和社会稳定问题。首先，当降雨量减少、水道蒸发量增加时，各国被迫更多地依赖能源密集型方法来获得淡水资源，如大量抽取地下水和开展海水淡化工程。据估计，阿拉伯世界近15%的能源消耗用于水供应。[57]其次，水资源短缺将导致水力发电和其他耗水量大的发电项目供应不足，电力价格上涨。例如，在埃及，25%的发电基于淡水系统。[58]最后，高温天气削弱了劳动者在露天条件下健康工作的能力，这将促使生产模式和工作时间的改变，进而可能导致整体能源消耗的增加。例如，2021年夏季，整个阿拉伯地区都报告了因高温而电力中断的事件，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家因电力中断引发了街头抗议和示威活动。在黎巴嫩，通过计划停电来解决电力供给不足问题。而对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言，大量流离失所和工业基础设施被破坏导致国家能源安全本就脆弱，气候变化将从供需两侧进一步加剧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关乎人类健康的问题，“气候变化将是 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59]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以来，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而气候变化加速了国际公共卫生危机进入多发期。比尔·盖茨认为“气候变暖将比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更难以控制，对人类生命威胁性也更强”。[60]甚至还有学者呼吁，“世卫组织应宣布气候变化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1]从根源上而言，大规模的传染病与气候变化、野生动物买卖、贫困及基础卫生条件差等问题息息相关。世卫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气候变化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威胁也严重威胁着健康安全。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强调，东地中海区域的人口健康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气候变化将对卫生安全构成直接和间接威胁。大量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从与极端天气有关的灾害到疟疾、登革热等媒介传染病的更广泛传播。[62]此外，气候变化还将增加社区公共医疗系统的负担，有可能减缓甚至逆转各国在实现与健康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高温和干旱条件，以及荒漠化和水资源短缺，使其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高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可能导致死亡的天气事件，“超过1/3的夏季高温导致的死亡是由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造成的，随着全球气温上升，死亡人数会更多”[63]。据最新报道，2021年6月，中东正处于历史上最严峻的热浪之下。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和伊朗四国2021年夏季平均气温超过了50℃，均达到或打破了国家纪录，科威特的最高气温达到了53.2℃。[64]研究认为，如果“一切照常”，到21世纪中叶，中东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2℃，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超级热浪”。[65]长时间的高温暴露和体温调节不足会损害多器官系统和扰乱重要的新陈代谢功能，导致一系列不利的健康影响，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中暑、晕厥、脱水、体液和电解质失衡、失眠等，还可能提高心脑血管疾病、贫血、心脏病等的发病率。极端的温度预计还将有助于产生新的疾病菌株，导致新疾病的出现。[66]温室气体破坏臭氧层，导致紫外线以及有害射线吸收减少，从而增加晒伤、皮肤病和癌症的风险。
另外，大量科学案例和实验确认，气候变化会导致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改变季风和洋流的模式，这会使任何介质流行病受到影响，如虫媒的生态环境和地理分布发生改变，会使媒介传播疾病（如登革热、疟疾）和食物源性疾病（如沙门氏菌病）的发病范围扩大和发病率提高。气候变化还导致生物栖息地发生变化，动物、人类开始接触此前从未接触但易受感染的病原体，进而产生更多新的流行病。例如，降雨模式的紊乱增加了介水传染病，如霍乱、血吸虫病、腹泻性疾病等，洪灾的发生和海平面上升将导致更多的溺亡和瘟疫流行。气候变化导致土壤湿度下降、水土流失加剧，沙尘暴将更加频繁地发生，“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东地区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显著提高”[67]。沙尘暴导致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造成哮喘、眼疾以及其他呼吸道、肺部疾病增加，另外会使细菌和病毒范围扩大，而能见度低会造成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增加。
气候变化无国界。当前，全球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的集体挑战。面对气候变化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我们乐观地看到，气候变化给中东带来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带来合作机遇。区域各国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为改进区域和次区域两级的决策和更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机会。随着气候变化的频度和幅度的提高，越来越多中东国家开始参与气候治理。截至2020年底，中东16国除了伊朗、土耳其、伊拉克、也门4国之外，其他国家全部正式批准《巴黎气候协定》，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68]（INDC），但大多数国家提交的INDC目标不明确、减排量存在差距，以及一些目标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未来，中东地区需要政府、民间、区域以及国际社会多层面的信任与合作，以提高气候变化的适应力和治理合力。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政府“自上而下”和民间“自下而上”的应对举措都应该被实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离开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什么活动目标都难以实现。因此，政府有必要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确定责任和目标，但是社会的主体，尤其是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更应该积极参与其中。《气候公约》条款规定，所有缔约方必须“促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方面的合作，并鼓励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方最广泛地参与这一进程”。[73]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应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民间社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既可以提高地方和国家层面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也可以帮助政府、捐助者和国际组织为气候变化制订行动计划，特别重视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穷人和弱势群体。”[74]
在中东地区，民间社会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支新兴力量，能够弥补国家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提供多元社会协调，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还可以根据自身灵活的特点提供特定教育、宣传、产品与服务。根据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的一份最新报告，民间社会对于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并保护最贫穷和最脆弱社区免受其影响的政策进程至关重要。“气候变化是当地经历的，只有通过当地团体和机构的参与才能有效解决。所有适应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民间社会组织，最接近问题，最适合在社区内创造适应能力。”[75]近年来，中东民间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气候变化危机意识觉醒，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以推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议题，开展多种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工作，例如推动节能减排，以及在受高温、旱涝灾害、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地区帮助当地居民增强应对挑战的能力，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其中，阿拉伯青年气候运动（AYCM）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大的应对气候变化倡导志愿团体，在超过15个阿拉伯国家设立了分会。该团体致力于在中东和北非发起一场全民运动以解决气候危机，并评估和支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在国际谈判中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气候行动网络（CAN）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行动非政府组织联盟，由130多个国家的1500多个民间社会组织组成，共同应对气候危机。2015年7月，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区域气候与能源项目”的帮助下，阿拉伯世界气候行动网络（CANAW）在约旦首都安曼成立，这是阿拉伯世界的非政府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其也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气候行动领域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联盟。2020年11月，CANAW举行视频大会，超过50个CANAW成员参加，为民间社会和政府代表之间的对话创造了空间。[76]区域气候周（RCW）是围绕气候变化共同目标的一个独特合作平台，它将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的不同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为整个区域的基层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提供了空间，包括：国家自主贡献（INDC）、国家适应计划（NAP）、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全球气候行动（GCA）。首届中东和北非区域气候周计划于2022年3月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主办，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城市和市政当局、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参与，从区域不同视角讨论气候行动优先项、机遇和挑战。未来，中东各国应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气候治理，加快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公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气候变化的挑战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应对能力，其共同的安全风险将通过合作得到最好的解决，区域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面对中东气候变化巨大的安全风险，中东域内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多边主义，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目前，中东地区已经有了一些促进区域气候治理的政治平台和合作框架：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中东地区一个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为高级别议程制定和技术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该组织设置了20个阿拉伯专门技术机构和13个专门部长级理事会，其中包括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CAMRE），该理事会作为一个区域协调机制，旨在促进和支持阿拉伯国家在与环境有关的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制定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区域战略。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为中东地区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提供赞助活动。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AFSD）是ESCWA与阿盟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高级别区域政治论坛，该论坛将阿拉伯政府和广泛的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从区域合作角度处理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此外，阿拉伯环境与发展联合委员会（JCEDAR）、阿拉伯水资源理事会（AWC）和区域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中心（RCREEE）也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4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办了气候行动峰会区域对话，为中东国家参与气候治理提供了一个建设性平台，整个地区的高级政要以及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和组织积极参与，通过区域合作将气候挑战转化为经济机遇。[77]
值得注意的是，改善中东地区合作的道路很少是平坦的，环境领域也不例外。环境问题很少受到高层关注，很容易被其他优先事项推到一边。虽然中东地区围绕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已经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该地区尚未发起面向气候行动的重大倡议或建立伙伴关系，“现有区域和次区域平台围绕气候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水平较低，缺乏明确的实施目标和后续机制，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相对孤立”。[78]尽管大多数中东国家正式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然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承诺执行国家气候行动计划，该地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未来，中东国家需要利用现有的区域平台密切合作，制订具有明确目标的区域气候行动计划，在区域治理中采取综合办法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1年4月22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79]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中东气候治理提出了“中国倡议”。应对气候变化也为中国在中东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我国在气候治理领域付出了艰苦努力，也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将进一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和推动中东区域气候合作。
近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深度介入中东事务，谋求地区Aquan.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霸权和地缘政治利益，攫取石油财富，加剧国家间的矛盾与斗争。最近几年，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以及中东政策变化助推中东动荡，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同时推行“反气候变化”运动，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从而取消了对中东安全治理的承诺尤其是对地区战略盟友的安全承诺，导致中东权力真空和彼此矛盾与裂痕增大。拜登政府上台后兑现其关于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之承诺，积极开展气候外交，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些期待。面对中东气候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能置身事外，应主动担负起历史责任和主要责任，不仅要展现更大雄心和积极行动，同时要为中东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帮助中东国家切实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韧性，以免气候事件演变为暴力事件。
除发达国家主动担责之外，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GCF）、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等以及国际气候融资机构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其中东项目。2016年，世界银行宣布了一项新计划，以加大对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气候行动的支持，将世行专门用于气候行动的融资比例提高近一倍。该计划侧重于四个优先事项：“粮食和水安全，适应新气候条件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向低碳能源转型，以及保护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人口。”[80]尽管如此，中东气候融资仍显不足。据统计，2017～2018年，全球气候适应融资达到300亿美元，中东和北非地区仅获得全球气候融资的6%。[81]另外，由于冲突中的被迫流离失所和生计被破坏的难民是阻碍气候适应的不稳定因素，国际社会需要重视帮助难民可持续回返和维持生计问题。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危机。根据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未来数十年可能发生的众多重大灾难的其中之一。比新冠肺炎疫情缓慢，且更复杂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气候变化对气温、降水、天气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将直接波及所有国家，没有国家能幸免于难。然而，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落后动荡的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受到伤害。中东地区因其干旱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地缘环境，成为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是一个历史累积的过程，在中东地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共同演变了数千年。一方面，自然环境与气候变迁塑造和冲击了中东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中东地区人口膨胀与迁徙、不合理的工业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生态系统平衡，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地区共同面临的气候和环境挑战。气候变化是中东地区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的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问题。在中东，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极易陷入恶性螺旋循环。一方面，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给中东地区本已稀缺的资源增加了压力，并与该区域的其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如人口膨胀、身份政治、贫富分化以及失业问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诱发武装冲突和难民潮，构成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充满冲突的地区，中东地缘政治的特征是国家失败、社会脆弱、宗派矛盾、政治不稳定以及长期军事冲突，这些安全问题掣肘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难以形成气候治理的共识与合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东地区存在气候变化等诸多安全威胁，诸如水资源短缺、粮食危机、能源供需矛盾、公共卫生风险以及恐怖主义蔓延，但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并未优先考虑气候治理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政治不稳定和深陷内乱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等国，气候治理难以成为当地政府的首要任务。气候变化的影响虽无法与战争相提并论，但“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就好像温水煮青蛙，当你意识到时往往为时已晚”。[82]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在频率和幅度上都将提高，面对中东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巨大的安全风险，仅靠技术、投资、政策和法规无法提供有效解决方案，需要民间、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各利益攸关方达成共识、集体行动、综合施策。气候变化风险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尽管中东在身份政治和国家利益上的竞争日益加剧，但所有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拥有共同的风险和责任，中东各国参与气候治理为该地区走向更加一体化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CSSCI集刊（2021~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