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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探析 | 张晨锴

塞浦路斯地处地中海最东端，位于古代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拥有着极高的地缘政治价值，自古以来就是强国必争之地。公元前12世纪希腊人开始移居塞浦路斯，并逐渐形成了当地的主体民族塞浦路斯希腊族。公元16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也开始移居塞浦路斯，并形成了当地的第二大民族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随着1822年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获得独立，代表民族回归意识的“梅加利思想（Megali Idea）”诞生。该思想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所有希腊人聚居地，并逐渐产生了一场名为“意诺西斯（Enosis，与希腊合并，后来主要用来特指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政治运动。1878年英国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签订《英国与土耳其防御联盟公约》接管塞浦路斯。英国统治后极力阻止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引起了塞浦路斯希腊族的不满，并导致希腊族决定通过发动民族解放运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希塞合并。
在冷战背景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引起塞浦路斯问题逐渐发酵，并演化为影响地区稳定甚至国际局势的地区热点问题。深入研究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是对国内冷战史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的补充，也有利于深刻理解塞浦路斯民族国家构建陷入困境，以及塞浦路斯问题对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的影响。国内学界在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对塞浦路斯及其相关问题有所关注，研究成果主要以译著为主。这些译著大多概括性较强，对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只有极少篇幅的描述。21世纪后，国内对塞浦路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大部分成果都主要聚焦于塞浦路斯危机、“安南计划”、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等相关问题。关于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目前国内没有直接相关成果，而现有的塞浦路斯国别研究成果中，虽对该运动的描述较之前相对详细，但基本都以记叙为主，缺少更深层次的分析。国外学界有关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成果较为丰富，但由于作者身份和研究视角等因素影响，某些观点不够客观准确。本文基于对联合国、英国、美国一些档案的解读，及有关专著和论文的研读，探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对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缘起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爆发既受到一定历史因素的影响，也与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因素紧密相关。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的历史因素有：
第一，塞浦路斯希腊族对希腊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认可，给之后希腊族“希塞合并”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塞浦路斯自古以来经历了多个王国或国家的统治，这些王国或国家在统治塞浦路斯的过程中，基本都实行着较为宽容的民族政策，没有切断塞浦路斯希腊族对希腊民族文化的传承，这就给之后“梅加利思想”在塞浦路斯的传播与希塞合并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奥斯曼帝国素丹对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屠杀，激起了当地希腊族人对希塞合并的渴望。1821年，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度过了四百年之久的希腊发动起义，起义的势头迅速扩展到各地，也包括当时的塞浦路斯。为防患于未然，塞浦路斯总督在向奥斯曼帝国素丹请示后，处死了当时的塞浦路斯东正教大主教等相关人员，并展开了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杀戮。这次大屠杀引起了希腊族人对奥斯曼帝国素丹，甚至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仇恨，成为了希腊族人要求回归主体民族、促使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重要因素。
第三，“梅加利思想”的诞生进一步促成了希腊族人“希塞合并”理念的形成。希腊独立后，“梅加利思想”开始在希腊周边以希腊人为主的各个岛屿传播，在这一理念传播到塞浦路斯后，“希塞合并”正式成为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愿为其终身奋斗的民族目标。
英国统治塞浦路斯期间对希塞合并的阻碍是爆发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历史原因。希塞合并的思想产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塞浦路斯时期，但希腊族正式提出这一诉求却是在英国统治塞浦路斯后。1864年，英国将爱奥尼亚岛（The Ionian Islands）归还希腊，因此1878年英国接管塞浦路斯后，塞浦路斯希腊族认为英国会同意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于是向英国提出这一诉求，但当时英国以塞浦路斯是租借奥斯曼帝国领地为由，拒绝讨论相关问题。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让英国完全拥有了塞浦路斯的主权，这令塞浦路斯希腊族确信他们的民族目标即将实现。然而，英国仍无意促成希塞合并，从而导致1929年和1931年，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两次由希腊族主要参与的大型反英运动，但最终两次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反英运动失败后，英国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塞浦路斯包括政治、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管控，有关希塞合并的活动因此转入地下，而塞浦路斯希腊族对英国的统治也愈发不满。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的现实因素包括：
第一，国际格局的变化与联合国对“民族自决”的倡导给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合适时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老牌强国被严重削弱，对殖民地的控制力不断下降，联合国也于1952年提出倡导被殖民地区实行“民族自决原则”，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开始蓬勃发展。同时，由于在塞浦路斯实行“民族自决”实际等同于实现希塞合并，所以在“民族自决”合法化后，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希腊族逐渐用争取“民族自决”的说法，代替了之前的“希塞合并”。
第二，希腊国内对希塞合并的支持与希腊政府对塞浦路斯政策的调整，加强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实现希塞合并的决心。20世纪50年代前，为了维护良好的英国—希腊关系，希腊政府几乎一直对塞浦路斯实行不干涉政策。所以，塞浦路斯希腊族对希塞合并的诉求也一直未得到希腊的回应。1951年，随着希腊国内民众对希塞合并的呼声日益高涨，希腊政府开始主动要求就塞浦路斯相关问题与英国进行双边会谈。这令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大受鼓舞，并开始更加积极的争取希塞合并。
第三，联合国拒绝讨论塞浦路斯相关问题与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声明，是塞浦路斯爆发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950年1月，塞浦路斯东正教会发起了一场塞浦路斯希腊族对于希塞合并意愿的公民投票，结果为约96%的人要求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但这场公投并未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承认。此外，塞浦路斯第二大民族土耳其族对该公投与“希塞合并”表达了强烈抗议。希塞合并再次无果后，塞浦路斯东正教会与希腊族决定，开始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希塞合并的支持。为此，当时的塞浦路斯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Makarios I I I）在1951年—1954年间，拜访了美国、法国、英国、希腊、埃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每次访问他都会向各国表达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民族意愿。在马卡里奥斯与希腊族的共同努力下，1954年8月，希腊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呼吁，要求应将“塞浦路斯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列入大会第九届会议的议程（希腊的这一提案令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塞浦路斯未来地位等相关问题，从而让塞浦路斯问题正式出现），但该提案最终在英国、美国、土耳其等国的抵制下遭到否决。希腊族人通过联合国实现其民族愿望的方法不再可行。同年，英国开始撤出埃及，塞浦路斯成为了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新军事基地，为此，英国政府发布声明强调塞浦路斯的主权不能改变。希腊族实现其民族愿望的机会也因此更加渺茫。在此背景下，马卡里奥斯最终决定带领希腊族通过武装斗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塞浦路斯的“民族自决”，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展开。

二、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与特征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于1955年4月爆发，于1959年3月以马卡里奥斯关于塞浦路斯独立思想的提出而告终，在这场运动中，塞浦路斯希腊族武装组织“埃欧卡（EOKA：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性组织）”是希腊族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在人员组成方面，“埃欧卡”组织于1953年在雅典成立，最初由包括塞浦路斯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与前希腊陆军上校乔治·格里瓦斯(George Grivas)在内的12名主要成员构成。马卡里奥斯被推选为该组织的政治领袖，军事总指挥由格里瓦斯担任。第一批“埃欧卡”战士来自于“泛塞普里亚国家青年组织（PEON -Pancyprian National Youth Organisation）”与“东正教联盟（OHEN - Orthodox Christian Union）”这两个希腊族组织。在武器与资金来源方面，希腊政府与部分美国希腊社区是“埃欧卡”的主要资助者，同时，塞浦路斯东正教会也经常协助募集一些组织资金。在管理方面，军事领袖格里瓦斯将塞浦路斯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设一个区域长官，负责协调该区域成员的行动，这些区域长官直接听命于格里瓦斯，这确保了他对所有部门和成员纪律的把控。在作战策略方面，“埃欧卡”采用游击战的作战方式，游击部队被分为专门伏击军事目标的山区伏击队和负责暗杀军人、警察、叛徒及英国特工的城镇部队。此外，为确保行动成功率，“埃欧卡”还十分注重情报系统。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埃欧卡”成员渗透到了殖民政府的各个阶层，拥有发达的情报网络。稳定的武器与资金来源、严格缜密的管理方式与优秀的战术策略，使得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近四年时间中，仅有大约1000名正式队员的“埃欧卡”能够与英国殖民当局所拥有的约2万名英国军人和5000名警察组成的“安全部队”相抗衡。
（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大概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埃欧卡”的初始行动（1955年4月——8月）：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之初，“埃欧卡”发动了一系列高效的爆破与突袭行动。1955年4月1晚，尼科西亚（Nicosia）的塞浦路斯广播电台和部分政府设施接连遭到“埃欧卡”成员的爆炸袭击，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正式打响。在爆破行动后，“埃欧卡”发动了对塞浦路斯警察机构的突袭。由于英国在殖民地镇压武装活动的方式一般是警察优先于军队，所以，“埃欧卡”结合恐吓和收集枪支的双重目的，组织了对警局的袭击。1955年6月开始，“埃欧卡”成功组织了几次针对警局的突袭，缴获了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几次行动导致1名英国警察、7名塞浦路斯希腊族警察及20名英国士兵死亡。在袭击警局的同时，“埃欧卡”还给部分希腊族警察寄出恐吓信，要求他们停止对“埃欧卡”的打击，这些战术成功地震慑住了当时以希腊族为主的警察部队，致使希腊族警察在日后打击“埃欧卡”的行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重要作用。对于“埃欧卡”的行动，英国殖民当局并未制定好应对方案，从而导致英国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之初十分被动。而在此期间，希腊也再度向联合国递交了给予塞浦路斯“民族自决”的相关提案，从国际方面对英国施压，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开始受到威胁。
第二阶段——英国殖民当局对“埃欧卡”的反制（1955年8月——1956年8月）：在经历了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的被动局面后，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利用军事手段恢复塞浦路斯的秩序。1955年9月26日，英国宣布任命强硬派作风的陆军元帅约翰·哈丁（John Harding）成为塞浦路斯新任总督和总司令。哈丁的任命代表着英国对危机的反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标志着英国准备利用军事手段恢复塞浦路斯的秩序。哈丁就任后第一时间向塞浦路斯增派了英国军队，并开始着手组建与训练以土耳其族为主的新警察部队（新警察部队组建完成后，哈丁让其与英国军队共同组成了“安全部队”）。此外，他还增强了包括塞浦路斯武器走私监管等在内的一系列安全措施。随着上述军事政策的实行，英国殖民当局在打击“埃欧卡”方面取得了成效。1956年5月—6月，安全部队在几次大规模围剿行动中对“埃欧卡”造成重创，并获取大量“埃欧卡”行动文件。除了军事手段，哈丁还就塞浦路斯问题与马卡里奥斯展开了长期的谈判，但最终双方未达成共识。1956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以马卡里奥斯利用暴力来达成政治目的的罪名，将其流放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马卡里奥斯的流放虽然没有对“埃欧卡”的行动造成过多影响，但却让希腊族与殖民当局之间就塞浦路斯相关问题的谈判陷入瓶颈。为了恢复英国政府和马卡里奥斯之间的谈判，1956年8月16日，格里瓦斯宣布单方面停战。在国际层面，英国通过召开“三国伦敦会议”让其盟友土耳其介入了塞浦路斯问题。由于土耳其支持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反对希塞合并。所以，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希腊就该问题给英国造成的压力，并进一步调动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对希塞合并的反对情绪，更多的土耳其族人因此加入警察部队或土耳其族相关武装组织。
第三阶段——塞浦路斯局势的恶化（1956年8月——1958年8月）:随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塞浦路斯的局势愈发动荡。1956年8月23日，由于英国殖民当局无意于与马卡里奥斯重启谈判，“埃欧卡”因此恢复了军事行动。在“埃欧卡”恢复军事行动后，哈丁加大了刑罚措施，一些被捕的“埃欧卡”战士被处以绞刑。作为回应，格里瓦斯下令展开了对英国士兵的杀害。在此期间，土耳其族武装组织“火山”发动了对（“Volcano”，土耳其政府后来出资对该组织进行了重组，更名为“TMT”）“埃欧卡”及希腊族人的小规模袭击，整个塞浦路斯开始充斥着血腥与暴力。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塞浦路斯的局势令希腊与英国、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对立加剧，联合国因此开始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并于1957年2月召开联合国大会，以便对该问题进行讨论与调解。在联合国调解下，英国决定在3月28日释放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英国于1957年4月结束了马卡里奥斯的流放，但禁止他返回塞浦路斯，后将其送往雅典），而格力瓦斯则决定单方面停战（1957年3月14日，格力瓦斯宣布单方面停战），塞浦路斯的局势得到了暂时的缓和。1957年10月，在塞浦路斯相关问题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格力瓦斯决定恢复作战，而安全部队则加大了对“埃欧卡”的围剿力度，双方的军事对抗逐渐升级。同时，土耳其族及其相关武装组织也在“埃欧卡”重新行动后，发动了对希腊族更大规模的袭击，希土两族矛盾因此不断攀升，并导致1958年6月两族爆发冲突。至此，塞浦路斯的局势全面恶化。
第四阶段——“麦克米伦方案”的推行与马卡里奥斯独立决定的提出（1958年8月——1959年3月）：1958年8月至1959年3月，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最为关键的阶段。1958年8月15日，在美国、土耳其及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支持下，英国政府不顾希腊与希腊族的强烈反对，决定在塞浦路斯实行“麦克米伦方案”。该方案看似是在促进塞浦路斯的自治，但实质上却是个十足的分裂方案，塞浦路斯因此出现分裂危机。为了抵制该方案，9月7日，“埃欧卡”在格里瓦斯的指挥下，发动了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以来最为高频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岛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塞浦路斯局势再度恶化。1958年9月22日，在塞浦路斯局势即将失控之际，马卡里奥斯决定放弃争取“民族自决”，接受联合国保证下塞浦路斯的独立。马卡里奥斯的这一决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也让塞浦路斯问题逐渐明朗，随之塞浦路斯国内局势开始好转。1959年2月，经过多方漫长谈判，终于确定了以《苏黎世——伦敦协定》草案为基础的塞浦路斯的独立。3月9日，格里瓦斯对“埃欧卡”发布了最终停战指令，持续近四年之久的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宣布正式独立，并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马卡里奥斯三世被推选为共和国总统。
（二）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征
从类别来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场由宗教领袖领导，却以“民族自决”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彭树智先生按照不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层及其对应的斗争形式，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划分为了六种类型，而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具有其中两类民族解放运动的部分特征。一类是由宗教领袖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该类型民族解放运动一般会被披上宗教外衣，由宗教思想主导；另一类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该类型民族解放运动一般以民族主义作为其旗帜。马卡里奥斯作为宗教领袖，他发起了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并多次就塞浦路斯问题与英国殖民当局进行谈判。另外，东正教会也给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许多帮助。在该运动期间，全岛的东正教会都是“埃欧卡”战士们的“安全屋”，许多牧师和僧侣充当信使协助“埃欧卡”传递消息与情报，有时甚至运送武器和弹药。所以，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与宗教有很深的联系。但是，马卡里奥斯不仅没有给这场民族解放运动披上宗教外衣，反而将属于民族主义范畴的“民族自决”作为这场运动斗争的核心与口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将“民族主义”作为斗争核心更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更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塞浦路斯东正教大主教也被视为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民族领袖，担负着实现希腊族民族意愿的责任。在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大主教”实际上是一种世俗身份，而非宗教身份。
从政治目标来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虽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但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而非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巧妙的利用当时流行的“民族自决”来掩饰其争取“希塞合并”的本质。因为从人口结构来看，一旦这场运动为塞浦路斯赢得“民族自决”，那么占比当地总人口数约80%的希腊族人（希腊族人大部分支持希塞合并）必然选择让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而这也成为了英国与土耳其在联合国坚决反对给予塞浦路斯“民族自决”的有力依据——英国代表曾在联合国探讨塞浦路斯问题时指出，“希塞合并”是在“民族自决”名义下进行的。土耳其代表则在1957年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希腊政府最初要求联合国干预塞浦路斯问题时，曾将“希塞合并”和“民族自决”的说法交替使用。”正因如此，联合国始终无法通过给予塞浦路斯“民族自决”的诉求，而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也一度受到质疑。此外，对于类似塞浦路斯这样当时被殖民统治的多民族地区，“民族自决”这一理念本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与不确定性。
从发展过程来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大国的介入与塞浦路斯的民族矛盾。一方面，除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外，希腊、土耳其也介入了这场民族解放运动。塞浦路斯不仅关系到希腊与土耳其的国防安全和地缘战略，当地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也在血缘、文化及宗教等方面，分别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有着极深的关联。所以，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希腊与土耳其都介入了该运动，并对各自相关联民族的武装组织予以了武器和资金上的支持，希腊更是一度干预这场运动领导阶层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希土两国介入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塞浦路斯的独立，而是为了实现希塞合并（希腊的目的）或塞浦路斯的分裂（土耳其的目的）。同时，希土两国介入也使塞浦路斯问题逐渐复杂化，并导致这场运动由一场单纯的反殖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最终发展为大国之间的博弈。
另一方面，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还一直充斥着民族矛盾。因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反对希塞合并，故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之初，土耳其族就动员其族人抵制这场运动。1955年7月，为了避免土耳其族与希腊族产生矛盾，“埃欧卡”发行了一份土耳其语传单，其中说明了斗争的目的是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非针对土耳其族。但由于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希塞合并，与土耳其族的意愿相悖，所以该声明最终收效甚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或是加入英国殖民当局重新组建的警察部队，或是加入土耳其族的武装组织，协助殖民当局围剿“埃欧卡”，这引起了希腊族对土耳其族的不满，两族矛盾开始出现。1956年底，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下，希腊族在争取“民族自决”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联合国决定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这令土耳其族感到不安。于是，土耳其族开始强调他们同样拥有自决权利，并呼吁将塞浦路斯分割给希腊与土耳其（土耳其族的这一计划被称为“Taksim”——“塔克西姆”），希土两族之间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加剧。1958年6月，两族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两族民众爆发冲突。7月的第二周，两族间的谋杀、纵火、以及破坏活动达到高峰，有30余人被杀害。8月4日，在英国首相、希腊及土耳其总理的共同呼吁下，冲突才勉强停止。而两族冲突的爆发则严重影响着当时的希腊—土耳其关系，从而让塞浦路斯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三、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影响深远，不仅影响着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北约组织的稳定，还打乱了英国、希腊、土耳其、美国等国当时的部分战略计划。同时，这场运动所引起的塞浦路斯民族问题持续至今，严重影响着塞浦路斯的民族国家构建。
（一）引起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紧张
随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英国、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愈发尖锐，三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受到损害。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是英国—希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前，英国与希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于塞浦路斯问题，双方虽然存在分歧，但并不影响两国关系的稳定。然而，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爆发，加剧了英国与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两国的双边关系因此遭到严重破坏。1956年，在英国流放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后，希腊从伦敦撤回了驻英大使，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英国的行径提出抗议。1956年夏天，安全部队在对“埃欧卡”的围剿行动中，获取了大量“埃欧卡”行动文件，其中部分文件内容，证实了希腊政府实际是“埃欧卡”的主要武器供应者。这一发现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1956年10月12日，愤怒的英国政府通过信件，向联合国秘书长控诉希腊政府支持塞浦路斯境内“恐怖组织”，英国与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对抗也就此展开。1957年2月18日，在联合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大会上，希腊代表认为，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与对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是一种顽固殖民主义思想的体现，这些行为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英国代表则认为，希腊政府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的行为，已然干涉英国内政，而希腊对希塞合并的“野心”与对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则严重破坏了英希关系。英国与希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令双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对抗再次升级，“电话窃听事件”由此发生。联合国大会结束后，为了获取更多希腊资助“埃欧卡”的证据，并进一步掌握希腊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情报，英国派出特工窃听希腊高层的通话，但这一行动被希腊方面察觉并采取了反制措施。最终，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所引发的这一系列事件，令英希关系一度跌至冰点。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对土希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土耳其与希腊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矛盾，但在二战后，为了共同对抗苏联，两国开始努力发展双边关系。1952年，随着两国加入北约，土希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而，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土耳其与希腊在对待塞浦路斯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土希关系因此开始降温。1955年9月1日，在三国伦敦会谈中，土耳其对希腊所谓的给予塞浦路斯“民族自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坚决反对希塞合并，土希双方因此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站在了对立面。而在英国证实了希腊对“埃欧卡”的资助后，土耳其立即批判希腊的所作所为，土希关系也愈发紧张。1957年2月25日，土耳其外长就希腊资助“埃欧卡”一事发表公开演讲：“希腊作为联合国和《巴尔干条约》的成员国，不仅派颠覆分子到塞浦路斯挑起事端，还支持‘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行径有时会波及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生命，如果这种行为继续下去，土希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1958年6月，当塞浦路斯两族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更是一度以战争的论调威胁希腊，双方之间的紧张氛围也再度加剧。直至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之际，土耳其与希腊才在联合国与北约的调和下就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方法勉强达成一致。但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却远未消除，这导致双方在后续几次塞浦路斯危机中险些发生热战。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还一度令良好的英土关系出现裂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不断升级，而在1955年的三国伦敦会议后，英土更是就双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达成一致。然而，随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英国与土耳其这对盟友却在塞浦路斯相关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1957年3月，英国与土耳其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释放问题上产生争执，英国认为继续流放马卡里奥斯，不仅对稳定塞浦路斯局势没有任何作用，还会导致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受阻，从而让塞浦路斯局势更加动荡。土耳其则认为英国同意释放马卡里奥斯会进一步加剧希土关系的恶化，土耳其媒体还因此抨击英国背叛了土耳其。1957年4月到5月，安卡拉发布了一系列声明，表示不再接受英国对塞浦路斯的自治政策，要求塞浦路斯的分治。而在上述事件的余波还未散去之际，英土之间却再起波澜。1957年10月，塞浦路斯总督哈丁由于迟迟无法剿灭“埃欧卡”选择辞职，英国任命牙买加总督休·富特（Hugh Foot）成为塞浦路斯的新任总督。与前任总督哈丁实行的军事管制政策不同，新总督富特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阻止塞浦路斯的局势继续恶化。在抵达塞浦路斯后，富特释放了部分被拘禁的希腊族人，并放松了宵禁等部分紧急措施。为了进一步体现善意，富特还与“埃欧卡”军事领袖格里瓦斯进行了友好会面，并就塞浦路斯问题访问了希腊与土耳其。然而，新总督富特对“埃欧卡”的怀柔政策与对希腊的访问，却让土耳其人认为英国准备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向希腊让步，土耳其高层因此拒绝与富特进行会晤，并开始进一步鼓动塞浦路斯的分治。最终，这一系列事件给英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合作造成了严重困扰，更是给当时的英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英国推出“麦克米伦方案”，决定实行塞浦路斯的分治政策，英土才重新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合作。
（二）影响着北约的团结与稳定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影响着当时北约的团结与稳定。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前，北约内部虽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些分歧都未对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该运动所引发的多起事件，加剧了北约成员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1955年9月6日，因不满希腊对希塞合并与对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和伊兹密尔（Izmir）地区，发生了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暴力事件，该事件引起了土希关系恶化，并导致希腊拒绝参加当时同盟国之间的任何活动，包括北约在地中海举行的军事演习。1956年3月，美国与英国两个北约头号大国还曾就希腊从伦敦撤回驻英大使一事产生争执。美国指责英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政策挑起了北约内部矛盾，当时的美国驻希腊大使坎农（Cannon）还特别发表声明声援希腊。这一行为引起了英国的强烈抗议，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要求美国国务院对该声明作出澄清，英国媒体则怒斥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对英国政府造成了严重打击。在英国证实希腊是“埃欧卡”的主要资助者后，北约内部的对立与分化进一步加剧，英国与土耳其更是在之后的联合国大会上，强烈指责希腊支持“恐怖主义”。而随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良好的英土关系也一度遭到破坏。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最终造成了以英国、希腊、土耳其等国为主的北约成员国，在塞浦路斯相关问题上的对立与矛盾，从而对当时北约的团结与稳定造成了冲击。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所导致的塞浦路斯两族关系恶化，还长期影响着北约南翼的稳定。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希土两族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从而导致两族在塞浦路斯独立后多次爆发冲突，而两族冲突又时常引起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北约南翼的稳定因此受到影响。
（三）干扰了英、希、土、美等国当时的部分战略计划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还对英国、希腊、土耳其、美国等国当时的部分战略计划产生了影响。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迫使英国对其中东战略作出了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力的衰退与1954年从埃及基地的撤军令英国开始重新思考其中东政策。英国最终制定了新的中东计划，其中的重点便是维持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以及与土耳其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因为塞浦路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苏伊士军事基地，执行英国在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战略任务，而土耳其则是英国中东计划中的重要盟友。为此，英国一边制定相关政策以巩固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一边邀请土耳其政府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从而深化英土之间的合作。然而，随着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英国不仅愈发难以控制塞浦路斯的局势，还与其盟友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出现矛盾，土耳其更是因此不再支持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转而要求塞浦路斯的分治。最终，在权衡利弊后，英国对其当时的中东计划做出了调整，决定在保留军事基地的基础上，退出在塞浦路斯的统治。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使希腊在冷战初期所坚持的外交战略失效。20世纪50年代初期，希腊的外交政策有两方面重点，一方面是维护北部边境的安全，为此，希腊申请加入北约，因为只有与西方大国同盟才能让希腊这种小国的国家安全得以保障。另一方面是保持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因为临近的地理位置可以让两国联手应对苏联的威胁。但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期间，希腊与西方大国英国的同盟逐渐走向破裂，与地区伙伴土耳其之间更是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同时还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受到了北约内部的孤立。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对土耳其的地区同盟战略产生了负面影响。20世纪50年代，为了强化国防安全与提升地区影响力，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越来越活跃，并开始发展地区同盟——1952年2月，土耳其加入北约；1953年2月，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组成了“巴尔干联盟”；1955年2月，土耳其与伊拉克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别于同年4月、9月、11月加入）。但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土耳其与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剧，北约南翼部分的稳定因此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南斯拉夫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这又导致在“巴尔干联盟”内部，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受到孤立。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还给了苏联干扰美国冷战战略的机会。北约组织作为冷战期间美国扼制苏联的强大军事联合体，其内部的稳定对于美国来说十分重要。然而，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爆发却让北约成员国之间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给了苏联分裂北约，从而干扰美国冷战战略的机会。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期间，苏联向希腊提供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希腊东部集团的商业交易总额因此从1952年的3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58年的3720万美元。苏联想利用当时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困扰，诱导希腊退出北约。在后续的几次塞浦路斯危机中，苏联更是利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所引起的塞浦路斯民族问题，加剧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从而破坏北约南翼的稳定。而北约的南翼部分本是美国冷战期间，扼制苏联渗透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要一环，但却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与后续塞浦路斯危机的影响下，反而成为了苏联制衡美国，干扰美国冷战战略的关键。
（四）引起了塞浦路斯的民族问题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导致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关系严重恶化，引起了塞浦路斯的民族问题。从1878年英国统治塞浦路斯以来，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就一直在塞浦路斯未来地位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当时希腊族在希塞合并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双方关系较为稳定。但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爆发后，希腊政府对这场运动的支持与“埃欧卡”高效的军事行动，令希塞合并成为可能。土耳其族因此开始与英国殖民当局及土耳其政府合作打击“埃欧卡”与希腊族，还提出了“塔克西姆”，这导致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矛盾不断加剧，并爆发冲突。而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两族冲突的阴影更是一度令塞浦路斯的独立进程受阻。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在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期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造成两族民众对彼此的敌视与不信任，加剧了两族间的隔阂，令塞浦路斯出现民族问题。
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所引起的民族问题，还对独立后塞浦路斯的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两族矛盾的影响下，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在面对塞浦路斯相关问题时，几乎都是从本民族的利益角度出发，很少顾及国家整体利益。同时，两族在对塞浦路斯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变得十分极端。1963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三世因宪法中的部分条款，严重影响塞浦路斯国家机构的运作，从而决定修改宪法，并提出了十三点修宪意见。马卡里奥斯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希腊族的支持，但由于部分修改内容削弱了土耳其族在政府机构中的权利，所以土耳其族对该决定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希土两族因此再度爆发冲突。在冲突后，土耳其族撤出了政府，并组建了其独立的行政机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因此分裂，民族国家构建严重受阻，希土两族的民族矛盾也再度加剧。直至今日，民族问题仍是塞浦路斯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也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难点。

四、余论

就结果来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并不彻底。一方面，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没有让外部势力退出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后，英国、希腊、土耳其等国与塞浦路斯签订了《保证条约》，变成了维护塞浦路斯独立的“保障国”，被赋予了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干预权与在塞浦路斯的驻军权。这导致独立后塞浦路斯的国家事务受到了大国的严重干预，而塞浦路斯也在1974年因大国干预最终分裂。另一方面，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也没有让塞浦路斯获得完整的领土主权。在《苏黎世—伦敦协定》中有一项附加条款，其中规定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 Akrotiri ）地区与德凯利亚（Dhekelia）地区是英国在塞浦路斯拥有永久性主权的军事基地。而这一条款也是英国同意放弃统治塞浦路斯，让塞浦路斯独立的必要前提。所以，塞浦路斯最终的独立，实际上是在牺牲塞浦路斯利益的基础上，达成英国、希腊、土耳其三国在塞浦路斯利益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实现当时北约内部的稳定。
就局限性来看，支撑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思想与这场运动领导阶层的意识形态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该运动的参与群体。一方面，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目标对塞浦路斯不同族群间的整合十分有限。这场运动是在“希塞合并”思想的驱动下发起的，而该思想是在狭隘“民族”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族群民族主义，其实质是以血缘、情感、文化与宗教为纽带建立起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意识体。族群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大多是为了满足本族群的民族意愿或利益，在多民族、多教派地区往往不能代表广泛的大众诉求，极易引起族群、教派间的分歧与矛盾，分化社会力量。在“希塞合并”思想影响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与希腊族民族主义者并未从塞浦路斯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仅以希腊族的民族意愿为其奋斗目标，忽略了当地其他族群的民族利益，从而导致这场本该由塞浦路斯各族群共同发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变成了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单方面行动。另一方面，受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领导阶层的影响，该运动对希腊族内部的整合也并不成功。塞浦路斯东正教会将不支持希塞合并的希腊族人视为异己，“埃欧卡”的军事领袖格里瓦斯则是个狂热的反共产主义份子与右翼民族主义者。所以，当希腊族左翼支持者要求在有关塞浦路斯未来地位的谈判中拥有发言权时，“埃欧卡”开始对左翼支持者们进行人身攻击，其中部分人遭到杀害。而塞浦路斯希腊族共产主义组织“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 - Progressive Party.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Party of Working People）则由于其组织性质与组织成员对“埃欧卡”暴力手段的批判，受到了“埃欧卡”的打压，两个希腊族组织因此产生矛盾。此外，“埃欧卡”还对希腊族内部其他一些对该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采取恐吓政策。这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阶层传统且僵化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当时希腊族的团结，引起了希腊族内部的分化，并最终导致这场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群体被狭隘的限定为塞浦路斯希腊族右翼及其支持者。
综合来看，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较强的狭隘性，该运动所引起的塞浦路斯民族矛盾与大国干预等问题，对后续塞浦路斯民族国家构建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但值得肯定的是，塞浦路斯民族解放运动体现出了反殖民主义精神，而马卡里奥斯最终的独立决定不仅阻止了这场民族解放运动在错误的方向继续发展，还化解了当时塞浦路斯因“麦克米伦方案”强制实施所面临的分裂危机，让那一时期复杂的塞浦路斯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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