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洲|从独立到依附：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换与探索

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805～1848年在位）以前，埃及是奥斯曼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它既是奥斯曼帝国的粮仓，也是帝国境内大型贸易交易中心，其中咖啡过境贸易对奥斯曼世界体系和当地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加剧以及咖啡等转口贸易量的下降，埃及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农民赋税沉重，加上洪水和疾病的侵袭，18世纪中叶的埃及社会处于全面危机之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埃及又遭到英法等国的相继入侵，面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穆罕默德·阿里的应对方案是建立“埃及体系”或“埃及帝国”，[4]以埃及的“帝国体系”去对抗欧洲的“世界体系”。于是，穆罕默德·阿里开启了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和强制性现代化的进程，埃及经济社会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5]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致力于巩固统治地位和消灭异己，最后成功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马穆鲁克，成为埃及无可争议的领袖。关于埃及未来发展，阿里深知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推翻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是埃及人民的共同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埃及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工农业，以富国强兵。阿里认为法国人之所以能够发动征服埃及的战争，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武器和组织，而这些因素都与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工厂制度有关。[6]所以，埃及也要走工业和军事建设相结合的道路，用强大的工业支撑军队建设，最终建立起一个脱离了农业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国家。但是，无论是军工生产还是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埃及都需要巨大的财政资源。为此，阿里着手改革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模式，以提高生产力，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7]

1811～1815年，阿里启动了土地改革计划，其目标是将农业剩余集中在一位全能“企业家”掌管的国家手中。[8]首先，国家垄断农田，废除包税制，采用新的税收制度，以村庄名义登记土地并且直接向国家纳税。其次，对农村和城市土地（包括所有宗教地产）进行地籍调查，以评估它们的价值，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确定不同的土地税。废除宗教地产免税的特权，还将一些土地分配给其家人、臣属，以及在政府任职的本土埃及人。任用曾经在马穆鲁克时期作为村落首领的埃及本地贵族，赋予他们收税和在村庄一级代表政府的职务。为了鼓励农村行政人员承担这些职能，授予他们每105费丹土地中大约5%的土地作为奖励。[9]这样，埃及在土地国有基础上扩大了税收、强化了国家权力，为埃及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阿里及其支持者鼓励扩大埃及的农业出口，以便从种植的农产品及原材料中获利。阿里在农业创新领域的首要举措是倡导引进新作物品种，其中最重要的是1820年长绒棉的引进，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埃及生产的既廉价又对外界没有任何吸引力的短绒棉的局限。由于长绒棉的纤维结实而富有弹性，用其生产的棉布质地精良，深受欧洲市场的欢迎，价格是短绒棉的2～4倍。在法国专家帮助下，埃及棉花的集约化种植模式提升了棉花的出口产量。到19世纪40年代埃及棉花出口增至24万坎塔尔（1坎塔尔=45公斤），[10]棉花成为当时埃及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农民也由此首次与政府直接接触，开始了强制性劳动生产方式，农村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转变。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确保获得可持续的农业剩余，阿里建立了用于灌溉和排水的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阿里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沿着尼罗河修建水坝和堰）是埃及农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使埃及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也将埃及的种植方式从依赖尼罗河盆地的自然灌溉向常年灌溉转变。新灌溉的土地除了种植棉花外，还用于种植甘蔗、靛蓝和亚麻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作物。一些传统上庄稼一年一熟的地区变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更重要的是阿里还强化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利用农业利润资本平衡政府在军队、教育、工业等方面的支出。从1812年开始，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购买农作物，然后以较高的价格转售给埃及消费者，再以更高的价格转售给外国商人。这样，阿里控制了埃及95%的出口，其外贸垄断利润（一半或更多来自棉花）提供了政府预算收入的1/4～1/3。在进口方面，不允许与政府控制的工厂竞争的商品进口。[11]通过国家垄断，埃及政府显然是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12]当然，埃及农业发展已经逐渐向单一出口经济作物转型，满足欧洲工业化对原材料的需求。[13]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早期改革的目标并非改善埃及的农业。相反，其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国家一切改革的基础。阿里认为文明（至少是欧洲文明）是组织、武装和维持军队的一套手段，也是维护独立的最好保证。[14]所以，阿里按照欧洲军队模式对埃及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聘用欧洲军官、招募农民入伍，并为军队配备最新的武器装备。阿里的军队负有双重使命：一是通过军事行动获得外国土地，二是为当地工业产品获取销售市场。为了保障现代化军队所需的技术和服务，阿里发展并完善了教育体系，在埃及兴办各类院校，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教育发展战略。尤其是埃及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仅能从事新的职业，而且还要将在欧洲学习时的课本、讲稿和其他阅读作业翻译成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阿里还建立了一套欧式的公立学校体系，最初学校部分员工是欧洲人，但逐渐都转变为在欧洲留学归来的埃及人。与当时盛行的传统爱兹哈尔管理（Azhar-Supervised）的学校系统相比，穆罕默德·阿里的公立学校系统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15]当然，阿里看到了引进技术的必要性，而教育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总之，穆罕默德·阿里通过改革农业和农田管理，为国家崛起调动财政资本；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以及获得对外军事征服所需的人力资本，依靠外国技能培训和教育当地人力。这一切努力使阿里也成为当时埃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宏大工业发展计划又使他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工业企业家”。[16]在他看来，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解决就业和创造收入的唯一来源，而是实现他雄心勃勃的政治帝国的手段，或者说是他利用“企业利润”实现政治目标的早期实践。阿里的理想是创造技术上与欧洲标准相当的新产业，他的工业计划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阿里统治之前，埃及自己的小规模传统工业在全国范围内运作；二是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在开罗建立了现代化工厂，生产面粉、啤酒、帽子、皮革和军火等一系列产品，其工业生产模式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了参与机会和经验；三是阿里受到了法国学者的影响。著名的《埃及描述》记载了法国学者进行的广泛的实地研究和理论工作，以评估和评价埃及的自然资源、工业潜力和农业项目。他们认为埃及有能力成为欧洲商业和工业的一部分。[17]

阿里的工业化计划立足本土，从民生需求入手。鼓励纺织厂使用本地生产的棉花和亚麻，从叙利亚和黎巴嫩引进桑蚕和桑树，扩大丝绸生产和制造；从印度引入克什米尔细毛山羊，以增加羊毛产量。[18]到1830年，埃及已经建立起各种现代化工厂，可以生产棉花、羊毛、丝绸和亚麻纺织品、糖、纸、玻璃、皮革、硫酸和其他化学制品。更具创新意识的是，阿里的工业化模式并未止步于生产消费品，而是在两个独立但相互依存的重工业方面进一步发展。一是生产消费品的机器和设备。除了从欧洲进口的原型机外，埃及每年必须进口大量铁和铜，用于造船、武器和机械工业。其中，纺织业需要的织机都是由当地工人在法国或意大利专家的指导下生产的。当时，上埃及纺织厂的设备几乎完全来自开罗的现代金属车间。[19]二是通过建立军工厂（开罗）和现代化的造船厂（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直接为日益壮大的军队服务。开罗的军事工厂是从生产弹药开始的，逐步发展到武器备件的生产，然后是轻武器的生产。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亚历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造船厂也是从维修海军舰船开始的，逐渐过渡到生产零部件以及小型战舰。截至1838年，对工业设施的投资达1200万埃镑，有30000～40000人在工厂工作。[20]

有学者认为阿里的工业化战略是世界体系结构下的被迫发展，也是阿里军事扩张野心膨胀的结果。但是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看，一旦军队的需求得到满足，民用部门——尤其在城市地区——就会扩大现代消费品的数量，因为这些产品比传统的小规模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要便宜得多。因此，阿里王朝最初的工业现代化虽然是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相关的工厂最终还是为整个社会进行生产，将它们的受益范围扩展到了军队之外。例如，民用部门吸收了当地生产的大约80%的棉花，以及几乎全部的糖、靛蓝、纸张、墨水、玻璃，更不用说机器了。[21]通过示范效应，现代工厂系统生产的消费品具有了大众性。在阿里的统治下，其有序改革颇见成效，并为国家的壮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后劲。

然而，当阿里为寻找新兴工业市场沿着传统商道向外征服和扩张时，引起了欧洲列强的顾虑，它们担心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埃及作为地中海东部一个强大力量的崛起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当阿里寻求开发叙利亚资源时触犯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就联手奥斯曼帝国及其他欧洲强国，迫使他从叙利亚撤兵，作为回报阿里家族获得了对埃及的统治权。然而，埃及在形式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更重要的是1840年和1841年，在英国的干预下，奥斯曼素丹和埃及政府的谈判限制了埃及军队的规模，迫使阿里结束了垄断贸易的政策。从那时起欧洲商人可以在埃及所有的市场自由买卖。埃及唯一的商业和经济功能就是为欧洲工业提供原材料。[22]很明显，欧洲列强阻碍了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个以埃及为基地的伟大东方帝国的野心。

阿里改革开启了埃及现代经济转型之路，使埃及从19世纪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从而走在了中东其他国家的前面。马克思赞誉穆罕默德·阿里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23]他凭借自己的魄力和智慧、“远见和企业家才能”为埃及旧社会组建了新秩序，他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带有相当大的风险。当时埃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少劳动力，工业化项目更加剧了人力资源的短缺。但是，他向数千名技术娴熟的外国人打开了埃及的大门，这些人帮助他实现了他的工业愿景，培养了有天赋的埃及年轻人，发展了他们的技能。虽然，随着埃及工业化的停滞，很多外国技术精英先后离开了埃及，但是也有部分人留了下来，把埃及当作自己的家。几十年后，他们的一些后代成了熊彼特所谓的“现代企业家”，并成为埃及未来几代人直至20世纪创业活动的根源。[24]

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其家族在埃及的稳固统治应该建立在欧洲式的改革之上。但是其继任者阿巴斯一世（Abbas I）（1848～1854年在位）却反对埃及在欧洲人的介入下取得的任何现代化进步，甚至规定了外国人在埃及居留的条件。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Mohammed Sayy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虽然恢复了阿里时期的农业、灌溉等项目，但是他无法抵挡向欧洲金融机构借款的诱惑，结果给其继任者留下一笔不小的债务。他还授予法国领事费迪南德·德·雷赛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这就给1863年上台的伊斯梅尔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但是雄心勃勃的伊斯梅尔通过投资大型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希望埃及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使埃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他坚信只有欧洲人才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伊斯梅尔的经济发展路径遵循的理念是借助外部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于是，伊斯梅尔开始加快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步伐。